材料一   近代以来，棚户区作为上海平民的栖身立命之地，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严重困扰着城市现代化的发展。为稳定秩序巩固统治，1928年10月，上海市政府组建了“筹建平民住所委员会”，着手勘定建筑地点，开始兴建第一平民住所。此后，市政府向市银行借贷兴建了第二及第三平民住所，为不少平民提供了较好的可供居住的场所。1935年，市政府成立平民福利事业管理委员会，并向沪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借贷，开始营建平民村，进一步推动了上海住房救助事业的发展，但财政的窘困决定了市政府无法满足广大底层民众的居住需求。

——摘编自刘荣臻《近代上海平民住房救助与社区治理》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主席提出“必须有计划地建筑新房，修理旧房，满足人民需要”的指示，住房重建计划被上海市政府提上议事日程。从1951年起，在借鉴以往城市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上海先后建成曹杨新村、控江新村等几十个工人住宅区，并配套建设诊疗所、公共厕所和公共浴室等公共设施。“一五”期间住宅建设合计总投资额为1.54亿元，约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10%。与此同时，“自建公助”等住宅建设形式也大量出现。这些新建住宅不再集中在市中心，而是从市区向外辐射，星星点点分布在市区周围。此外，修理的老公房因价格较低，也受到不少市民的青睐，从而基本满足了职工及家属的住房需求。

——摘编自师吉金《新中国城乡居住条件的初始变迁》等

材料一   汉江发源于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一路向东奔流1532公里，于湖北省武汉市注入长江。在近代汉口对外开放以后，汉口先后设立有5国租界及20个外国领事馆，还有众多洋行和外资工厂，成为直达亚欧各国的轮船码头与蜚声世界的商埠。汉口的街市和码头逐渐从汉江沿岸向长江沿岸延伸，于是汉水商路“改换门庭”。加入长江轮船运输网络，成为汉口、上海等城市推销洋货、交换农副产品的重要渠道，运输更为繁忙。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平均每年轻汉水运往西北及俄国的茶叶达十几万担。洋货在襄阳及隔水相望的樊城，已是品种繁多，琳琅满目。

——摘编自张笃勤《文化视域的汉江与武汉》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上海、厦门、宁波、福州、广州五口通商取代了战前的广州一口通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汕头、琼州、北海等商埠也相继开放。由于上海接近主要出口商品生丝和茶叶的产区，且地处中国海岸线中点、长江出口处，经济腹地大于广州，民众排外斗争亦不如广州激烈，开埠后遂取代广州成为外贸中心。其他商埠的开放也缩小了广州的贸易额。1851～1860年间，广西、湖南、广东的频繁战乱，尤其是1854年爆发的广东三合会大起义和1856年开始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导致广州及其邻近地区经济的严重破坏，外贸一蹶不振。1844年广州对英国出口总额为3340万元，1855年为690万元，较1844年减退81.9%。以后虽渐有好转，但直到1869年，仍未恢复到1844 年的水平。

——摘编自赵立人《粤海史事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