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西周到西汉,礼制以室中西南隅为尊长所居、祭仪以东向为尊,故都城布局采用坐西朝东的方式;东汉以后,天子祭天之礼成为大典,定制在国都南郊举行,兼须配合举行盛大的元旦朝贺之需要,都城布局遂一变而成为坐北朝南;到隋唐时代,为了“适应规模越来越大的元旦大朝会的需要”,又设计了以都城中北部的宫城为主体的、对称的中轴线布局。 都城布局又影响到州县治所城市的布局。在唐代州(府、军)治所城市普遍实行子城制度,“子城为一州政治核心,政府、廨舍、监狱皆设其间”,其次州、县普遍置立社稷坛。
——摘编自鲁西奇、马剑《空间与权力: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政治文化内涵》
材料二 1466 年,意大利建筑家劳拉纳与他人合作完成新宫殿的设计后,又为乌尔比诺公爵府设计了最初的图纸。在原来的基础上,劳拉纳设计了新的宅邸,在其中心设置当时盛行的庭院,使之成为文艺复兴建筑的典范。 劳拉纳提出圆形已经不适应时代,要用菱形或者矩形规划城市,城市的主广场应当是商业中心,也是政治、宗教、经济、表征中心。 总之,领主广场、大教堂、凉廊、军营、监狱和其他公共建筑等,构成市民生活的支点,应当清除没有秩序的、嘈杂的、有害的活动,街道应该分层次,适应不同的职能需要。
——摘编自朱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城市”及其兴起背景》
材料三 天津开埠后,其租界面积相当于旧城区的8倍。此前中国的城市发展通常因政治和军事展开,中心地区多以官府衙门、庙宇和祭坛为中心。 近代城市的空间布局明显呈现出了商业化的特点。此外,城市空间出现新城区、旧城区和棚户区(贫民窟)并存的现象,三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的城市问题,给城市的市政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 例如,在19世纪末,北方工业中心天津的社会治安一片混乱,天津衙门根本无力控制住局面。 而上海的社会问题则更为尖锐,各种帮会组织在上海滩风起云涌。
——摘编自顾强、章钊铭《从城市化到城市治理:晚清时期城市发展的历史逻辑》
材料四 改革开放后,国家发布了一系列规划,推动城市空间高效合理的开发。政府将城市区分为不同级别:国家级中心、区域中心等,试图用行政力量推动城市群发展。 政府放宽了外贸限制,给予经济特区以对外贸易宽松政策,并允许外资进入投资设厂。对个别城市的计划体制、价格体制、就业体制、企业行政机制作出了一些改革,开放了一批沿海港口城市。21世纪,中国城市化由单体城市向大都市和城市群发展,建立了城市新区,崛起了一批城市群。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城市群对经济发展功不可没。
——摘编自孙全胜《成因分析及提升路径》
(1)根据材料一,概括西周至唐城市规划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指出 15 世纪意大利“理想城市”思想兴起的背景。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对当时西欧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城市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及后果。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当今中国应对城市化问题的优势。
年份 | 法律 |
1495年 | 《反对流浪汉和乞丐法》 |
1531年 | 《关于惩罚乞丐与流浪汉法》 |
1536年 | 《惩治身强力壮流民与乞丐法》 |
1610年 | 《反对恶棍、流浪汉与恶丐等法令》 |
1744年 | 《修正和加强有关恶棍和流浪汉法》 |
A.君主立宪制政体的不断完善 | B.英国城市化的稳步推进 |
C.圈地运动驱使农民离开土地 | D.工业革命导致贫富分化 |
材料一 1180年的巴黎城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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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近代中国的城市化是以开埠通商为契机揭开序幕的。近代中国先后开辟的70多个通商口岸既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掠夺中国的基地和桥头堡,又是输入近代文明的主要阵地和前哨。开埠以后,近代中国城市的外在人文景观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结构等方面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城市发展始终处于低度、有限的状态,少数大通商口岸城市畸形膨胀,中小城镇却发展不足,许多内地城市呈现停滞、衰退的发展态势,从而影响了近代中国整体城市化水平。
(1)根据材料一图示,指出12世纪巴黎城的功能,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中古西欧城市兴起的经济背景。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
材料: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地方的统一实践与要求下,中共中央同意在大城市设立二级政府,1954年通过了《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建立了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这样,上海建构了“二级政府加街居管理”的新体制。新中国对上海城市社会进行了单位化重组,通过单位这一组织形式,国家统合大量物质和精神资源,职工即单位人在单位中获得有效管理。不仅如此,单位化并未止步于工作场域,在全社会单位化的背景下,以往游离于国家政治统治机器以外的社会成员也被纳入以街居组织为主要形态的基层群众组织框架,甚至一些居无定所的社会边缘人也被覆盖。如此一来,国家又通过街居体制实现了对无单位归属的社会成员的管理。至此,在街居体制之下,国家权力实现了对社会前所未有的控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对上海基层社会进行管理的基本模式,是以单位管理为主,辅之以街居管理的。
——摘编自郭圣莉等《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城市管理体制的建立及其层级结构研究》
(1)据材料,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城市管理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城市单位化管理的影响。
材料一 武汉地处内陆腹地,居中得水,地理区位优越,在历史上就是一个交通便利、商贸发达的大都会。武汉不仅在20世纪初叶辛亥革命中打响了第一枪,而且早在19世纪中期就是民族工业发展的领头羊。但武汉的传统社会特征同样非常突出。武汉解放伊始,就面临着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的任务,新生的城市政府明令禁止和严厉取缔纳妾、赌博、吸(鸦片)烟等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大力移风易俗,改革、消除各种毒化社会、危害市民身心健康的社会风气和生活习俗。
——刘崇顺《社会转型与城市发展——写在武汉解放60周年》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武汉立足自身实际,学习和借鉴其他城市先进经验,对城市管理体制进行了新的探索。武汉市在重点解决城市管理职能交叉、重叠、缺位、错位等问题的基础上,强化全口径城市管理数据互通共享,加大资源整合力度,提高城市管理的权威和综合效能。同时,加强对虚拟社会的管理和引导,积极优化网络生态环境。政府先后制定《武汉市容环境卫生规范》《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等规范性文件,既规范了城市管理执法权力,又促进新高考联考协作体了权力运行的精细化。上世纪90年代中期,武汉即提出城市管理市场化改革思路,由政府“花钱买服务”,引入市场力量、使用市场手段提升了城市管理效率。武汉市引导社会各界通过“问计献策”“电视问政”、微信微博等各种途径参与城市社会管理,为优化城市治理出谋划策。
——陶维兵《武汉城市治理的历史探索与未来之路》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武汉由传统都会向现代都市转型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城市化治理的经验。
①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②作为国际证券交易中心的繁荣
③居民用中国茶具招待客人的热情 ④地铁网络的构建所带来的便捷
A.① | B.②③ | C.①②③ | D.①②③④ |
材料一 中世纪城市化为广大乡村居民揭示了一个新世界——与农村庄园生活迥然有别,这个世界依靠工商业与外界沟通交换来维持生存,所以它具有相当开放性,同时它又是自由的,城市居民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无需向领主服劳役。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享有一定特权,一些城市获得了司法豁免权,其市民“只能在当地城市法庭被提起诉讼”;有的城市获得了“选举市长”的权利。中世纪的城市化不仅是一种简单的经济行为,而且还是一种“追求自由和特权”的政治诉求,因为离开庄园意味着摆脱奴役,向城市迁移就是选择自由。
——摘编自侯建新《欧洲文明探索》
材料二 铁路机车的发明使得住宅到工作地点的最大可能距离得到了提升:首先,蒸汽牵引的动力机车沿着一条专门建立的铁轨行进。然后机车在铺设于城市街道的轨道上行进。原始的马拉机车最终被电力驱动的机车取代,并且这些有轨电车也被由汽油驱动、脱离轨道的公共汽车取代。……由于近一个半世纪,交通运载工具在尺寸、速度以及价格方面的巨大改善,使得工业城市的选址可以位于世界的任何地方,并且使得利用世界其他地区的原料、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成为可能。
——阿诺德·汤因比《变动的城市》
材料三 工业社会给现代都市带来的危机,呼吁要复兴社区、强化社区功能,以解决工业化带来的一系列城市社会中的新问题,西方的社区建设在这种背景下得以推广。如美国在一些城市成立了社会发展部,并成立社区组织委员会,大力推行城市社区建设,项目主要包括社会福利、医疗卫生、治疗和预防犯罪等。依托基层社会的崛起,通过政府的分权和授权,在基层社区中构造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作用的现代治理格局,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也是所有国家城市发展的共同目标。
——摘编自邱梦华《城市社区治理(第二版)》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世纪城市与农村庄园的主要不同。
(2)根据材料二、指出城市公共交通工具牵引动力的演变历程。结合所学,简述交通运载工具的革新对城市发展的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列举“工业社会给现代都市带来的危机”表现三例,概述城市社区在现代治理中发挥的作用。
材料一 工业革命的狂飙突进使伦敦人口出现了爆炸式增长,到1850年伦敦人口已超过200万,19世纪末更是达到了500万人。城市发展产生了大量公共管理需求,原有的地区自治管理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居民的需要,最终触发了1855年的伦敦管理制度改革。改革道路呈现出由地方自治逐步转向集权管理的趋势,改革建立的双层管理制度最初以教区委员会为基础,体现了对地方主义思想的尊重,之后随着一级管理系统的膨胀,次级管理系统受到压迫,双层管理制度的重心开始向一级管理系统转移。1855年的改革未能解决存在于城市内部的诸多矛盾,但是它通过《伦敦地方管理法》建立起一套双层城市管理制度,这一创举为此后的大城市管理问题开辟了新的道路。
——摘编自朱一丹《1855年伦敦管理制度改革》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地方的统一实践与要求下,中共中央同意在大城市设立二级政府,1954年通过了《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建立了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这样,上海建构了“二级政府加街居管理”的新体制。新中国对上海城市社会进行了单位化重组,通过单位这一组织形式,国家统合大量物质和精神资源,职工即单位人在单位中获得有效管理。不仅如此,单位化并未止步于工作场域,在全社会单位化的背景下,以往游离于国家政治统治机器以外的社会成员也被纳入以街居组织为主要形态的基层群众组织框架,甚至一些居无定所的社会边缘人也被覆盖。如此一来,国家又通过街居体制实现了对无单位归属的社会成员的管理。至此,在街居体制之下,国家权力实现了对社会前所未有的控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对上海基层社会进行管理的基本模式,是以单位管理为主,辅之以街居管理的。
——摘编自郭圣莉等《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城市管理体制的建立及其层级结构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1855年英国伦敦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城市管理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城市单位化管理的影响。
材料一 1949年10月,英国卫生大臣贝文就主张彻底改革地方管理体制,维护城乡的均衡发展。他设想把城镇区和乡村区结合起来,建立238个当局,其中2/3人口在15万及以下,确保绝大多数人居住在离行政中心10英里的范围内,极少人超过20英里距离。这个想法没有成为现实,直到1972年地方政府法,才废除了原来的1086个城镇区和乡村区,而设立了296个区。在各个都市郡下基本上都设立都市区,在非都市郡下则设立非都市区。到90年代,郡和区都为单一当局所取代,通常包含城市和乡村地区,从而把乡村腹地与城镇中心联结起来衡发展的基本事实。
——据陆伟芳《20世纪新格局:行政区划分与英格兰城市化的深度发展》
材料二 1978年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行,生产要素开始在城乡之间流动,“农转非”人数增多,改变了由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的局面,出现了城市人口逆流到农村的情形。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改革重心由农村转移至城市;同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明确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入集镇落户,户籍管理由指标控制向准入条件控制过渡;1985年公安部发布《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提出“农转非”内部指标定在每年万分之二;为引导农村人口向小城镇有序转移,公安部分别于1997年、2001年出台了《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总体而言,1984—2001年中国城乡户籍壁垒出现一定程度的松动,很多中小城市基本放开了户籍制度,甚至有些大城市也悄然放松了落户限制。
——据郭君平《中国城乡关系的演进脉络、结构性失衡及重构方略》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与英国城乡关系发展的异同。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70年代中国城乡关系发生变化的背景。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与英国城乡关系变化的认识。
中世纪英国城市按照其起源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源起于古罗马,在黑暗时期幸存的城市,如伦敦、约克等。二是原是军事基地发展起来的,获得商业成功后发展成的城市,如牛津、诺丁汉等。三是由村庄聚落有机发展起来的城市。如白金汉郡的Wycombe等。四是防御性乡镇,如Hull河上游的Ludlow等。总体来看,这些城市的规模都还不大,形态和布局相似。……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乃至全世界城市的人口数量都在短时期内迅速增长。1837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内,人口超过10万的大城市,包括伦敦在内就有6座,而在1891年增加到24座。在1801年英国仅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城市人口就达到了300万,到了1850年左右,已经占其总人口的50%。伦敦在这一时期更是成为了当时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的样板。……英国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工业化推进的城市化速度过快,而城市的基础设施等并没有完善,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和生态问题。1903年和1920年,以霍华德的田园城市为理论依据的两座城市建立了,莱奇沃思和韦林。这两座城市被称为花园城市,她们也是“新城”的前身。
——齐爽《英国城市化发展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英国中世纪和工业革命时期城市兴起特征的不同。(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英国“新城运动”兴起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