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城市建立初期依附于农村及封建主，但城市居民有一种强烈的共同意识，那就是以和平方式要求领主承认城市自治；如果这项要求被拒绝，就改以暴力方式，很快城市取得自治。自治城市是当时经济、商业中心，其新的生活、消费方式深深地诱惑着封建主阶级，他们在痛苦、羡慕和无奈的感情下，纷纷以住户和消费者的身份住进城市，采取多种形式扩大其货币的所有量。最初的做法是用货币地租代替实物和徭役地租，或雇工经营土地；一部分人转向经营工商业或金融、航海业，甚至将目光投放于海外，一批批受到封建主支持和鼓励的海外航海探险队踏上征程。同时，贸易平等原则也逐渐适用于人与人之间，人们将封建庄园中等级与身份隔离的意识逐渐淡忘。

——摘编自胡杨《浅论中世纪西欧城市的复兴对封建社会的影响》

材料二   工业革命开启西欧工业化，大量农村人涌入城市，生活理念、思想观念逐渐与城市趋同。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主要国家都大力兴建乡村基础设施、完善和提升公共服务体系，城乡差别因而缩小，乡村经济结构和人口从业结构也“类”城市化。然而这一过程以牺牲乡村为代价，大肆从农村攫取生存资源，乡村的发展空间被挤压；乡村经济结构及发展方向以为城市控制的市场为转移，农村工作机会流失，大量青壮年外出，留守老人更感精神孤独。政策的制定者往往来自城市，制定规划时常常出于各种目的而忽略相关重要信息，以致缺乏全局性，城乡越来越同质同构。

——摘编自刘景华《工业化以来西欧的“乡村城市化”》

材料   民国初年，随着皇城墙被拆除，封闭的皇城被改造成了人人可以自由通行的开放空间，皇家坛庙园林也陆续开放为公园。1915年，北洋政府对正阳门瓮城进行改造，同年，展修京都环城铁路工程如期竣工，次年正式通车。这些市政工程便利了城市交通，促使北京的城市功能和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1957年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草案）》提出，北京要建设为现代化的大工业基地，对旧城改造的力度也要加大。在此背景下，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等十大建筑和圆明园等多处公园相继建成或开放。进入1960年代，“先生产、后生活”指导思想的延续，导致北京出现了基础设施缺口极大、违章建筑涌现、房屋居住条件变差、生活环境遭到破坏等一系列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京相继推行了历史文化保护区带动旧城有机更新、商业开发带动危改等新方法，同时颁布了相关鼓励配套政策。这些新方法新政策高效推动了城市更新的实施，短时间内补充了生活基础设施短板，优化了城市功能与布局，也建设了一批国际化高品质功能区，为北京的财政收益和居民生活改善带来了巨大贡献。

——摘编自马红杰《北京城市更新发展历程和政策演变》等

材料一   公园产生于18世纪末的欧洲，19世纪开始在美国流行，此后相继出现森林公园、国家公园等多种类别。国内最早提及森林公园的报刊是1905年留日回国学生主持的《大陆报》。晚清出使人员已观察到西方各国城郊广设园林，并“讲求种植之法”。1919年，留美归国后即任广州大元帅府秘书的孙科撰写《都市规划论》，在其领导下，广州市自1921年成立市政厅以来，积极筹设市内公园、添植树木。自1931年起，国民政府先后三次下令全国主要城市筹建森林公园、栽植树苗。同年7月，北平市政府令社会局核查适宜之地，后协商在天坛、先农坛、日坛、地坛设森林公园。在民初市政改革期间，其中几处已先后设为公园，均向市民开放。在时人看来，国民政府在城市内外的植树造林运动，大体是“说而不行，行而不远，敷衍门面”，故常有“年年植树，无日成林”之叹。

——摘编自左承颖《“森林”进入城市：民国时期森林公园筹设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森林公园作为国有林场的“林副产业”而生。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森林公园的诞生便是国有林场对经济利益追逐的结果，这样的价值导向直接指引森林公园走上了旅游产业化的发展道路，将经济利益作为追逐的首要目标，相关建设也都以旅游产业“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为导向，表现出明显的旅游目的地的特征。1998年，林业发展战略转型后，国家和行业主管部门开始推动森林公园建设与地方发展规划的有机融合，森林旅游博览会和森林旅游节等节庆活动的举办，推动森林公园逐渐融入老百姓的生活。2002年党的十六大后，森林公园作为“满足人们生态文化需求的一项重要社会事业”和“自然保护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提出并开始付诸实践。进入新时代，进一步强化了森林公园“禁止开发区域”和“自然保护地”的性质，森林公园的自然保护地属性基本确立。

——摘编自王娜《中国森林公园近40年发展的嬗变逻辑与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