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压制民族工业的发展 | B.着力应对民族危机 |
C.强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 D.重视公共卫生问题 |
A.增强了殖民地民众的民族和独立意识 | B.改变了殖民地民众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
C.促进了殖民地之间跨地域的人口迁移 | D.强化了殖民城镇中的种族和文化差异 |
A.强化了防疫领域的公共监督 | B.旨在构建现代医疗卫生体系 |
C.有助于大众健康水平的提高 | D.填补了公共卫生体系的漏洞 |
A.搭建了覆盖全国的医疗网络 | B.主动推进公共卫生服务 |
C.有效缓解医疗资源匮乏状况 | D.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建设 |
A.科学的防疫观念 | B.良好的医学教育 |
C.健全的医疗体系 | D.强烈的爱国精神 |
A.公立医院受到冷落 | B.强化市场竞争机制 |
C.政府财政压力减轻 | D.民众医疗得到保障 |
A.疾病防控与经济建设相结合 |
B.公共卫生事业取得突出成就 |
C.群众彻底摆脱血吸虫病困扰 |
D.维护健康是政府的核心工作 |
材料一 近代早期的英国政府,枢密院作为国家最高防疫领导机构,全盘指导国家的防疫工作;郡治安法官具体领导所在地区的防疫工作;而教区牧师和教会执事则具体负责法令的执行与措施的实施,他们每周要向治安法官递交一份疫情报告,其中包括染病人数和死亡人数。起初法令要求染病住户主动隔离,后来鉴于成效有限不得不趋向制度化和强制化。在大疫面前,英国职能部门与官员大都能忠于职守,兢兢业业。英国君主也经常过问防疫事务并下达指示,而以乡绅阶层为主体的地方官员在接到法令和指示后,往往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来组织地方防疫。中世纪愚昧、落后的天谴疫病观念为进步、理性的观念所取代,疫病不再被认为是上帝意志的体现,不再是对人类罪孽的惩罚,它只是一种生理病痛,只要措施得当是可以战胜的,这为医生等专业人士走向防疫前台提供了机会。有学者估算,在16、17世纪的防疫斗争中,政府投入与私人募捐投入的经费总计为33800磅,与同期欧洲国家相比,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摘编自陈凯鹏《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原因探析》
材料二 1950年,卫生部成立中央防疫总队,下设6个防疫大队。1952年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要求发动群众、宣传群众,让群众自己起来同疾病和不卫生习惯作斗争。各地广泛组织清洁卫生运动,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在全国各地建立卫生防疫站,开展疾病控制、卫生监督、卫生监测等工作。1954年,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明确,应逐步建立国家的监督制度。1955年,卫生部颁布《传染病管理办法》,规定对18种传染病的管理办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总结全国卫生防疫机构建设经验的同时,国家决定建立中国预防医学中心。从此,从国家预防医学中心到省、地县及各部门卫生防疫站,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卫生防疫组织体系。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国卫生体制改革进入了全面启动时期。2004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法律的形式对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防控传染病工作中的职责做出了明确的分工。同年,国家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网络直报系统运行。
——摘编自王碧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60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的原因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现代中国为建立卫生防疫组织体系所采取的措施,并说明其意义。
A.坚决反对国际医疗援助 | B.遏止了西方列强侵华野心 |
C.关乎到民生与国家主权 | D.确立了近代公共防疫体系 |
材料 疟疾是一个全球广泛关注且亟待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自古以来,中国持续关注疟疾防治,取得了辉煌成就。
战国至西汉 | 《黄帝内经》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与疾病斗争的经验总结,其中专篇论述疟疾的病因、症状和疗法。 |
魏晋南北朝 | 葛洪《肘后备急方》记载了“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民间抗疟验方。 |
明 | 1693年康熙皇帝患疟疾,服用法国传教士洪若翰等进献的美洲金鸡纳霜,迅速痊愈。 |
近代 | 奎宁、氯喹等抗疟西药小规模引入中国。受国外技术垄断、国内医药工业落后等因素影响,导致其价格昂贵。 |
新中国初期 | 1967年以来,在党和国家的关心支持下,卫生、高校院所、医药化工等部门进行科研大协作。经过艰苦攻关,青蒿素等抗疟药物的成果得以问世。 |
改革开放以来 | 青蒿素类复方药由世界卫生组织向全球推广。屠呦呦获得 2015年度诺贝尔奖。2021年中国获得世卫组织无疟疾认证。 |
——摘编整理自余凤高《致命的亲吻:疟疾的历史》等
从材料中提取两条或两条以上信息,围绕“中国抗疟历程”自拟论题,并结合中国历史的相关史实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阐述充分,论据准确,逻辑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