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时，医疗资源贫乏，主要集中在城市和沿海地区。1949年11月，卫生部设立了专管卫生防疫工作的公共卫生局，统一负责全国传染病、交通检疫、环境、食品、学校与劳动卫生和卫生监督等工作。1952年，中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成立，掀起了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血吸虫病、黑热病、鼠疫、麻风病等得到有效治理。之后，逐步组建了包括卫生防疫、地方病控制、妇幼保健等公共卫生机构体系。60年代中期，城市形成了市、区两级医院和街道门诊（所）三级医疗服务体系，农村形成了县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均集预防、医疗、保健于一体。1978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到169732个，专业医院9293个，卫生技术人员2463931人，中医院与中医院校广泛建立。

——摘编自李玉荣《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与中国卫生事业》

材料二   《1911年国民健康保险法》规定工人参保由工人、雇主和政府共同出资，参保工人可免费接受全科医生诊疗。二战期间，战时医疗服务体系提供的免费诊疗范围扩展适用于遭空袭的伤员、服务业人员、生产军需产品的工人、特定的慢性疾病患者，最终适用于战时所有行业的工人和其他需接受医院治疗的人。《1946年国民医疗服务法》强调卫生大臣有责任促进建立全面的医疗服务，据此建立了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形成了大区医院管理委员会负责医疗机构管理，地方卫生当局负责地方公共卫生服务管理，地方执行委员会负责全科医生服务管理。

——摘编自李鸻《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行政治理研究》

材料   1910年冬，瘟疫从俄国西伯利亚传到哈尔滨。清廷委任在陆军军医学堂帮办、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的伍连德为东三省防疫医官、钦差大臣。他深入疫区﹐解剖患者尸体﹐最终确诊其为肺鼠疫，认定飞沫是其主要传播途径。此后，他开始采取一系列有效的防治措施，特别是使用口罩、隔离、公共场所消毒等措施，他还下令把浴池，茶楼剧院改成隔离区，还向东清铁路局借来些车厢并将其改选成隔离医院。自这些措施实行至次年3月1日，哈尔滨再无一人死于鼠疫。1911年4月3日，万国鼠疫研究会在奉天（今沈阳）举行，日本、英国、美国、俄国等十一个国家参加。伍连德当选为大会主席。同年4月29日，大会闭幕，各国的科学家对中国的鼠疫防治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

——摘编自何宏《医学博士伍连德四次扑灭哈尔滨瘟疫》

材料一   检疫观念在1346年就已经存在，这起源于《圣经》中驱逐麻风病人的论述。检疫规定首先在拉古萨（1465年），然后在威尼斯（1485年）成为制度；此后在16世纪的地中海地区被广泛效仿。尽管人类（进港40天内）被禁止上岸，老鼠和跳蚤的上岸却禁止不了。城市政府对恶性疾病的反应相当迅速，比如在鼠疫爆发时保证食物供应、建立检疫所、招募医生，甚至组织丧葬，并为公众制定相关行为规范等。城市当局体现了他们的活力，而正是这种活力使1350～1550年成为欧洲城邦的黄金时代，尤其是德国和意大利诸城邦。

材料二   科学家成功地发明了廉价而有效的方法，以控制各类传染病。不仅如此，能够有效推广医学最新研究成果的机构，也在各地迅速出现。国家级和地方性的卫生委员会和医疗服务组织遍布全球，军队的医疗团队也在与社会机构同步（甚至提前）发展，以至于到20世纪下半期，专家们倡议要把威胁人类的传染病从地球上清除出去，并认为这是一个可行的目标。但人类更多地向更大的城市中心的迁移也进一步加强了与以往常见传染病的接触。结果便形成了某种竞赛，一方是医学技术在欧洲的发展和公共管理体系的完善，另一方是生活条件的变化所引起的传染病及其（并发）慢性病的强化。

材料三   毋庸置疑，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价值观变迁，绝不可能仅仅取决于瘟疫；然而，瘟疫流行以及城市当局应对瘟疫的成功方式，肯定对欧洲意识形态的划时代转变发挥过重大作用。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美】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