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英国慈善药房的兴起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18世纪，英国城市人口的医疗需求急剧增长，但英国传统的医疗服务体系不能满足城市下层民众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此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英国城镇的大规模发展，成倍地增加了对健康的威胁。药房的兴起是18世纪英国慈善事业向医疗市场领域扩散的产物。社会有识之士对健康问题日益关切，而医疗慈善的实际目的就是使勤劳的穷人恢复健康并重返劳动。与此同时，宣扬启蒙运动社会政治观的思想家们热衷于促进世俗福利、健康和国家财富，他们也非常重视人道主义和慈善事业。药房的出现既丰富了英国下层民众的医疗服务供给，也促进了英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摘编自元鹏成《论近代英国慈善药房的兴起》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建立了各级卫生行政组织。为了及早掌握疫情，建立了传染性疾病的疫情报告制度。针对各种传染病疫情，还积极开展防控工作，一方面构建完善的传染病防治网络，另一方面加强和改进传染病治疗技术方法，坚持专业防治与群防群治相结合。爱国卫生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的群众性卫生运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卫生防疫工作方式。饮水、食品、环境卫生等公共卫生事业，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生命健康息息相关，是预防和控制疫病发生与流行的重要环节。为此，党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人民的饮用水卫生安全，加强水源保护、水井改良和城乡饮水消毒工作。

——摘编自扶小兰《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医疗卫生事业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

材料一   疫情一起，广州市民开始抬神巡游，驱疫免灾。实际上，广州地方政府也卷入此类游戏中。……在《申报》大量有关广州疫情的报道中，见有酬神、施药、施医、施棺等公共活动，却始终没有公共卫生活动。这是因为，在中国的医学思想中，疫病是由天气不和所引起的。大多数论者都将华南的疫情当作天气亢旱，雨水不调的产物。

——曹树基《1894年鼠疫大流行中的广州、香港和上海》

材料二   西人则不然。（香港）地方一有时疫，即由洁净局派人逐户查察。如屋中有不洁之物，必令洗涤净尽，更以药水遍洒室中，使无污秽之气。凡患疫者，则另设一地以处之，免致传染他人。街衢秽物，亦必辟除使尽，其有患疫而毙者，亦另择一地而葬之。随毙随葬，不少停留，以免秽气熏蒸。各厕所每日洗涤，投以生灰，以辟秽恶。

——《申报·论中西治疫之不同》（1894年5月25日）

材料三   对于鼠疫，1890年代西方的治疗并不很有效。（香港）华人居民不仅反对他们认为荒谬的医疗，也反对非常具有侵略性的国家政策，尤其是强制性的逐户检查、强迫入院以及毁坏房屋。

——【美】班凯乐《十九世纪中国的鼠疫》

9 . 【疫病防治】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两汉疫病多发时期，政府都采取了如发放药物、强制隔离病人、减免田租和赋税等积极的抗疫救灾举措。唐代政府通过多种手段防控疾病……宋代更是将皇帝、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医学家、宗教人士和社会民众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国家战略的角度积极应对。明清时期，国家政策转向消极，经常性药政机构演变成灾难时才开启的公共卫生机构。

——摘编自张剑光、王晓洁《中国古代的疫病防治》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卫生体系十分薄弱……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通过行政、立法等手段，到21世纪初形成了中央、省、地市和县四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中国卫生工作坚持以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面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提供了最基本的公共卫生保障，这种“中国模式”取得了巨大成果……传染病大规模的暴发、流行减少。

——摘编自李立明《新中国公共卫生60年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