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均推崇“勇”德，下表是儒法两家关于“勇”德的论述：
内容 | 出处 |
| “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要与面临任务知戒备、善谋划并能实现的人共事） | 《论语·述而》 |
| “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 | 《荀子集解》 |
| “‘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 《中庸章句》 |
| “死而不义，非勇也。”“违强陵弱，非勇也” | 《春秋》 |
| “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使之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必王”“使民怯于邑斗，而勇于寇战” | 《商君书锥指》 |
| “法之所加，勇者弗敢争” | 《韩非子集解》 |
材料二 西方的“勇”德最早表现于《荷马史诗》，它把尚武勇敢看作是最高美德，战场上越勇，获得的战利品越多，荣誉也就越高，越是受人尊敬。后来，思想家们又不断从哲学层面思考“勇敢”。亚里士多德：“一个勇敢的人，怕他所应该怕的，坚持他所应有的目的，以应有的方式，在应该的时间。一个勇敢的人，要把握有利时机，按照理性的指令而感受，而见子行动”。斯宾诺莎：“勇敢是一个人被激动而作同辈的人所不敢作的危险之事的欲望”。康德：“心灵通过思考而镇静地去承担危险就是勇敢”“轻率的人则是莽撞的，他敢于去冒险是因为他不知道危险”。
——摘编自陈娟《论“勇”——基于中西方传统德性教育的比较视角》
(1)根据材料一，分别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勇”德的内涵。(2)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古代中国与西方对“勇”德认识的相同点。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传统“勇”德思想的当代价值。
材料 到公元前6世纪，在中国和希腊都开始出现了哲学家。在此以前，中国已有《尚书》《诗经》，希腊已有《伊里亚特》《奥德赛》等等，它们都在不同的程度上为古代哲人们提供了思考的资料。在古代希腊，原有祭神求福的传统，但哲学家出现以后，他们开始思考世界“始基”是什么的问题、并且试图以某种物质作为“始基”来解释世界。在古代中国，也长期有祭神求福的传统，可是在西周时期就开始有了对天将信将疑的思想倾向。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重人事而不重天，这都反映了一种人在自然关系上的某种精神觉醒。在古代希腊，许多哲学家都讨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书都是集中讨论这一问题的著作。在古代中国，也有孔子主张爱有等差的“仁”，墨子主张爱无区别的“兼爱”等等，不同的学派都为自己的主张作了论证，处于争鸣的状态中。古代希腊和中国的哲学家们当然不可能解决人与人的关系上的认识问题，他们能对此有所反省，提出问题，并试图提出自己的见解，这就是一种精神的觉醒了。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古代史·上卷》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和希腊哲学思想的共同点并分析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举例说明中国和希腊先哲精神觉醒的表现并简析其意义。
材料一 先秦儒家始终以积极心态和入世情怀对待社会、对待生活。树立高尚的道德信仰，强调个体修养、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价值。儒家爱国主义认为个人从来就是与一定的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就没有个人的私人利益。儒家的仁学爱国思想强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以血亲之爱为基础发展起对国家民族的爱，使血亲的骨肉之爱与对国家民族的爱合为一体。在忠与孝之间，主张牺牲对父母的孝而对国家尽忠，甚至主张大义灭亲。这种价值导向深入中华民族的内在心灵培育出一种国而忘家、精忠报国、以身殉国的浩然正气。
——摘编自史康健《略论儒家仁学的爱国主义精神》
材料二 梁启超在《爱国论》中写道：“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在避难日本期间，梁启超走向了以思想影响社会，构造国民思想，以服务于社会变革的文化改造活动。梁启超希望国家的建立，要既实行宪政，又能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孕育民族文化内涵的现代国家。这样的国家的国民必须是“新民”--时时为国家与民族一体化而存在的“国民”“公民”，是以一种整体性而存在的国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中，梁启超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摘编自商植桐郭瑞军《论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与共和爱国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的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爱国主义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涵及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