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元代中国幅员广大，以强大和开放的姿态面对世界。马可·波罗作为许多西方来华的人士之一、深为中华文明的成就和中国的繁荣所吸引，成为元朝的国家管理人员之一。他关于中国的回忆经过整理，以《马可·波罗行纪》为题，在欧洲传播，使欧洲人对中国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也大量地在元朝的国家机关中供职。中国与外国的贸易和文化往来成为更经常的事情。儒学中的理学得到官方的提倡，因而在北方得到广泛的传播。藏传佛教受到特别的尊崇，其他如道教、基督教、摩尼教、婆罗门教、犹太教等也得到优容，穆斯林在中国人口众多。元代杂剧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郭守敬制定的《授时历》，把我国古代的历法推算推进到了更为准确的水平。元官方编辑的《农桑辑要》和王祯的《农书》，是当时中国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
——摘自赵毅，赵轶峰主编《中国古代史》
(1)根据材料，概括元朝文化的特点，并指出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文化交流的认识。
材料一 明末清初，随着传教士东来，中国首次正式接触“西学”。随着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兴起，中西文明对话的渠道得以打开。西方传教士们带来的部分西方近代科技使徐光启、李之藻等思想趋新的士大夫产生浓厚兴趣，他们认为：“秘义巧术，乃得之乎数万里外来宾之使。”徐光启与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一起将西方数学的经典著作《几何原本》译成汉文，翻开了中西数学交流的第一页。在这一时期，西方的天文、地理、医学等也由传教士相继引入中国，中国一度出现了学习“西学”的热潮，并取得一定成绩。
-摘编自骆利红《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论述》
材料二 随着海上新航路的开通，输往欧洲的中国商品大大增加。中国商品所体现的高超的制作技巧和优雅的艺术品位，令欧洲人为之震惊。欧洲人对中国有了初步认识之后，中国人的信仰就成了欧洲人关注的焦点之一。许多报道都指出，中国人虽然不信基督教，却因尊奉儒家规范而养成了高尚的道德和良好的习俗，这就意味着，上帝的启示绝不是道德的唯一源泉。在传教士所提供的素材中，欧洲思想家们还看到了他们所追求的开明专制主义。伏尔泰以钦美的口吻写道，在中国“一切都由一级从属一级的衙门来裁决，官员必须经过好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被录用。”他们把中国的政治体制视为欧洲国家应该追随的榜样。
-摘编自张顺洪等《明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学东渐的历史条件。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东学西传的主要内容。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
材料一 贸易航道同时也是文化传播的通道。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商人来中国广州进行通商贸易，大批的耶稣会士也纷纷随商船来中国进 行传教活动：他们为达到传教的目的，注意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和古典经籍，努力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重视研究中国儒家哲理思想，对中国的经籍进行翻译和诠释，并向他们自己的祖国传播。
16-18世纪西传欧洲国家的中国经籍、著作列表（部分）
——摘编自黄启臣 《16-18世纪中国文化对欧洲国家的传播和影响》
材料二 进入16世纪后，大批传教士前往中国，带回了各种报告、论著，引起欧洲人对中国的极大兴趣。随着17世纪新航道的开辟，更多的中国产品涌入欧洲，更多的传教士把中国的哲学、宗教、科学、技术、艺术等介绍到欧洲。中国的商品、文化、艺术，特别是18世纪清代康乾盛世的美景，引起欧洲人的喜爱和向往。于是，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100年间，在欧洲出现了“中国热”现象。欧洲的室内装饰、家具、陶壳、纺织品、园林设计等方面大量融入和表现出中国风格的元素。中国的政治制度，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以科举考试来选拔官吏的办法也都备受欧洲人的欣赏，以至于当时的欧洲流行一个法文的新词：Chinoiserie即“中国趋味”或“中国时尚”。随着启蒙运动的高张，“中国热”骤然下降。
——摘编自许明龙《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航路开辟给中西文化交流带来的促进作用。(2)结合所学知识、对近代欧洲“中国热”的兴起和衰落做出合理的解释。
材料一 由于唐朝经济稳步发展，文化高度繁荣，国力强盛，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的国家，处于世界历史的先导地位，亚非地区，许多国家的使节、商人、学者、艺术家、僧侣、愿意到唐朝、到长安，来求学、贸易。当时交往国家多达70多个，外国贵族多派子弟到长安的太学学习中国文化。
——倪哲《唐代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1）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朝文化高度繁荣的表现。材料二 东亚文化圈示意图
材料 中国文化在欧洲（英国）的传播与影响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后，他先在广州学习汉语，并编纂了《华英字典》，此书于1817年在澳门出版。1824年马礼逊返回了英国，“带回国内一万卷中国书籍”，其中不少是世所仅见的精刊善本，有的还是后来我国失传的典籍与未见的版本。马礼逊还通过出版《中国丛报》，向英国介绍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语言、文字和风俗人情等方面的情况。继马礼逊之后，1835年，传教士麦都司和司梯文司一起来到中国，主要目的是收集情报，为英国政府出谋划策。1842年以后，英国侵略者虽然在武力上战胜了中国，但在思想文化上却遇到了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顽强抵制。一些在华的英国人开始研究中国文化，并将中国的儒家经典翻译成英文，向英国介绍中国文化。从1861年开始，雷祈历时二十一年，翻译了“四书”、“五经”。理雅各翻译了《十三经》中的十种经书。1876年，牛津大学正式设置了汉学讲座。1945年后，研究中国文化的英国学者增多，几所主要的大学，各有侧重，如牛津大学偏重于古典文献的讲授和研究，公共必修科目为《左传》《孟子》中的篇章，诗词方面主要讲授《诗经》和唐诗。剑桥大学偏重于古典作品，讲授《孟子》《荀子》《史记》《汉书》《水浒传》《红楼梦》等专著。伦敦大学的课程则较侧重近现代中国文化。
——王怀兴《中国文化》修订版
采用新的合理的时间尺度，分阶段说明英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状况及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