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由于服饰本身所承载的文化符号性意义，“丝绸之路”上的服饰交融是各地区、各民族文明交融的集中体现。从中国的长纤维丝绸纺织品到改良的吐蕃“撒答剌欺锦”，再到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吐蕃贵族袍服。从综合了中国、中亚、西亚多个地域术与艺术的织金锦“纳石失”，到元代贵族的最尊贵的礼服（质孙服）。我们可以看到，“丝绸之路”不仅有丝绸织物的传输和流通，还有以服饰为载体的更纵深的技术和艺术、物质和文化的交融。

——刘瑜《以服饰为视角的“丝绸之路”文化交融研究》

材料二   20世纪初，世界政治经济都在大踏步前进，与此同时，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女装也应运而生。保罗·波烈无疑是这个时期最受关注的变革者。他设计了名为“孔子”的中国大袍式宽松女外套，又借鉴了东方剪裁手法推出“自由”装，还设计了杂糅了日本和服样式的午茶便装。这些设计不再刻意去强调女性的曲线美，而是将服装设计为直线，以人为本，将女性从紧身胸衣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波烈服装的成功是文化融合的产物，却又使得文化的融会贯通更加的深入。

——凌玲《浅析东方元素对保罗·波烈服装的影响》

3 . 19世纪中期，博览会在中国般译作“赛奇会”、“炫奇会”等含有“奇技淫巧”之意的名称；从19世纪90年代起，朝野对博览会的经济功能愈加重视，博览会一词开始被更多地译为“赛会”。这一变化主要是因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