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鸦片战争以后，知识分子还遵循北宋以来逐渐形成的金石学传统，将“金石”类文物作为研究材料，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金石”类文物包括青铜器、石刻碑碣以及简牍、封泥等带有文字的可移动和不可移动文物，可供人鉴赏和研究，具有一定的审美和历史价值。多为私人收藏，具有较强的私密性。

材料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有为提出要发挥文物开启民智的作用，就必须让民众与文物近距离接触，也就是仿效西方创办博物馆，提倡文物公有。康有为还强调国人应重视文物搜集，“以考进化之据”，“以证吾国之文明”。张謇也提出了类似主张，并于1905年在江苏南通建立了中国人自建的第一个公共博物馆。梁启超强调了地下埋藏物对研究历史的重要性。五四运动后，国人文物主权意识不断高涨。1927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中国考察时“拟用飞机将所得之材料运往外国”，此举立即遭到学术界的强烈反对。北京学术界成立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要求采集物“绝对不得运出国外”。20世纪20年代以后，学术界进行了一系列考古发掘，推翻了西方学者“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谬论。

——摘编自臧志晗《中国近代文物观念演变简史》、李建《民族觉醒下近代中国文物保护思想的嬗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