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太宗曾说：“法律之书，甚资致理。”他在科举中设置明法科来改变文人的知识结构，宋神宗时期进一步对已及第士人增设官试以选拔法律素养较高者。宋代司法独具特色的是“鞠谳分司”，即“审”与“判”两分，终审机构承唐制为大理寺、审刑院、御史台，审判中分差官录问、法司检断制。在传统人证外，物证和书证普遍使用，凸显了浓厚的集体参与、集体负责的色彩。宋代主张慎刑，因此将财产继承、商事纠纷等与刑事加以区分处理，针对重大犯罪事件和普通且频发的地产纠纷、交易契约纠纷等划归不同的处理机构，后者仍遵循传统的“欲合情，欲息讼，必当酌其法之中者而行之”的理念。

——摘编自张俊杰《人文主义理念下宋代司法中的理性与经验》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董必武对旧司法人员进行改造的必要性进行了阐述：“国家本质改变了，法律也改变了。”在司法改革运动中，对旧司法人员机械地搬弄诉讼程序，就案办案，不关心政治；主观臆断、坐堂问案；漠视群众利益等审判方式与作风加以批判，并提出了要搞清“什么是人民司法”这一本质任务。为彻底摆脱传统人治，不断推进司法的理性化运作，在完善从中央到地方的司法监察体系的改革中，着重关注司法公正与司法标准统一的构建，同时对个案权威与价值判断进行结合，做好“法与情”的兼顾。

——摘编自丁勤亮《建国初期的司法改革运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