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做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与《共同纲领》相比较......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向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制度的新的飞跃。据统计，1949年9月至1954年8月，中央颁布的法律、法令、法规文件达530件，初步形成了一个包括宪法、行政组织法、刑法、婚姻家庭法、经济法、劳动和社会福利法、科教文化法、军事法、民族法等众多法律在内的法律体系。

——摘编自《1949～1954年的中国政治体制》

材料二:改革开放30年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1999年，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2004年，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包括公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及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基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宗教信仰自由，在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节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保障。在现行宪法基础上，制定并完善了一大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法律体系日趋完备，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

——摘编自《中国的法治建设》

材料一：13世纪初，约翰王用恐吓和暴力的手段向贵族征税、征兵，愤怒的英国贵族和市民在1215年联合起兵，迫使约翰王签署了一个限制王权的政治文件《大宪章》。一个看似寻常的事件，竟然在英国就形成了一个不可践踏的历史传统、不可摒弃的政治遗产、不可逾越的政治原则。伴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诞生了一支资产阶级队伍。……就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倡导社会变革之时，……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士一世著书《自由君主制度的真正法律》，他的“自由君主制度”是指不受议会、宗教和一切法律制约的君主制度，国王只对上帝负责。

——摘编自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工业文明的兴盛》等

材料二：1949年，中共中央发布文件，宣布“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下，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要求“蔑视和批判欧、美、日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人民的法律、法令”。这一时期，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大行政区人民委员会组织通则》《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土匪暂行条例》《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土地改革法》等法律。在立法中，大量的苏联法律被引进，当时还聘请了苏联许多法学家来华传授苏联法学。

——摘编自蔡定剑《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

材料一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这部宪法成为后来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的雏形。“五四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拥有“修改宪法”“制定法律”“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应当由它行使的其他职权”等十四项职权，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全国人大常设机构，并赋予其“解释法律”“制定法律”等权力。直到1975年1月底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第二部宪法，这部“文革”时期的宪法深刻着“左倾”的烙印，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都存在着缺陷和错误，标志着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出现了曲折。

——摘编自王鸽《从宪法的发展历程看民主法治建设的演进―新中国成立以来》

材料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先后颁布了《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等基本法律，对公民在诉讼中的民主权利作了明确规定。1979年颁布的新选举法将直接选举扩大到县一级，将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并规定每个少数民族至少有一名全国人大代表。1982年、1986年、1995年又三次修改了选举法，使我国选举法更加完备和切合实际。

——摘编自贾春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与展望》

材料一   鸦片战争以来，学习西方法律逐渐成为当时朝野上下的基本先识。 1903年，清政府特设修订法律馆，委任沈家本伍廷芳为修律大臣，主持修订法律之事，力图“参酌各国法律”,订立“务期中外通行”之法律。在沈家本的主持下， 当时翻译的各国法律包括法、德、日、奥地利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民商事法律以及英美的公司法；民商法学论著则以日本居多，清末的法政学堂也大多聘请日本人担任教席。少有中国学者独立研究的论著,即便有个别中国学者完成的论著，也多属于外国民商法的介绍。清末以来移植大陆法系民商法，主政者也考虑到中国自己的国情，尤其是在亲属法和继承法以及物权法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形，保留了一些反映当时国情的制度。但是,总体上看,清末民商事法律制度及其民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还是仿效德、日等西方法律的结果，是一种“拿来主义”的策略。

——摘编自柳经纬：《回归传统百年中国民法学之考察之一》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事立法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是以下四部法律：一是1986年《民法通则》,确立了民事行为和民事权利保护的基本规则；二是1999年《合同法》，实现了我国合同立法的统一化、体系化与科学化，构建了市场交易的基本规则；三是2007年《物权法》,构建了我国产权制度的基本框架，有力地维护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市场的正常运行奠定了法律基础；四是2009年《侵权责任法》，构建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科学合理的侵权法体系和规则。最高立法机关还先后颁布了《海商法》《公司法》《保险法）等民商事法律。不论是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以及人格权法等基本民事制度，还是民法方法论,相关基础理论研究都进步迅速，民法著述更是汗牛充栋,蔚为壮观。在短短的四十年内，我国民事立法走过了西方数百年的法治发展道路,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摘编自王利明：《中国民法学七十年：回顾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