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0世纪后,随着东南亚地区各国家的发展,它们与中国的关系不断加强。明朝初年,郑和下西洋,“所历凡三十余国”,每到一个国家,首先会见当地国王与官员,赠送丰厚的礼物,遵守当地的风俗。然后开展以“朝贡贸易”为主的贸易活动。同时还负有打击海盗,肃清海上航道,调节各国纠纷的重任。早在此之前,沿海商民就私造大船,运载金玉丝绸,下“南洋”贸易行商,有的甚至留居不归,以致当地“以商贩为生业,饮食、衣服皆仰北客,习北俗”。直到16世纪葡萄牙所绘马六甲地图,也到处标有“中国村”“中国溪”“中国山”等。
——摘编自《东南亚古代史:上古至16世纪初》
材料二 1905年,越南爱国志士潘佩珠曾在日本见到钦慕的梁启超,梁对他说:“我国与贵国地理历史两千余年密切甚于兄弟,岂有其兄立而视其弟之死而不救乎!”并告诫其“贵国不患无独立之日,但患无独立之民”。当越南的民族解放事业陷入低谷时,辛亥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成了越南革命的大本营和大后方。潘佩珠等人在广州组建越南光复会并吸收大量华侨参加,提出“近者向中国学习,远者以欧美为师”。针对荷兰殖民统治残酷镇压印尼共产党人领导的民族大起义,1926年,中共机关刊物《向导》刊文《爪哇的暴动》:“告诉爪哇的兄弟们‘中国民众是同情于你们的,你们的斗争引起全东方的同情,继续你们的独立运动吧’。”
——摘编自余定邦《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等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友好交往大事记
时间 | 事件 |
1991年 | 中国外长应邀参加第24届东盟外长会议,这是我国首次同东盟正式接触。 |
1997年 | 江泽民主席在首届东盟—中国(10+1)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重要讲话。 |
2002年 | 中国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各方同意以和平方式而不诉诸威胁或使用武力,由直接相关的主权国家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解决他们的领土和管辖权争端。 |
2010年 |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这是一个惠及19亿人口、4.5万亿美元贸易总额、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自贸区。 |
2020年 | 双方实现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良好格局。 |
2022年至今 | 2022年11月,在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发表《纪念<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二十周年联合声明》:致力于维护并营造有利环境,以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2023年10月,作为东南亚首条高速铁路的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正式通车。雅万高铁是中国高铁首次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在海外落地。 |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10~16世纪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交往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初中国积极关注和支持东南亚民族民主运动的主要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东盟友好交往的意义。
材料一 周王朝就有了“君权神授”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论。从西汉至清代的各朝帝王,都没有摒弃分封诸侯、屏护中央、面南为天下共主的传统观念。由于汉民族长期保持很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于是不断增强了自我优越、惟我独尊意识,并产生了华夷观念,把周边民族或国家都视为落后的蛮夷。对待周边蛮夷国家,中国除要用强大实力使之“畏威”之外,更应以“德惠”使四夷倾心内服。《礼记•中庸》主张对诸侯和更远方的国家采用“怀柔”政策,包括“厚往而薄来”的恩惠大度方针。按照儒家学说,中国君主与其他各国君主的关系,只能是天子与诸侯的君臣关系,外国来使均为朝贡者,故没有形成平等国家间的外交理念和外交礼仪。因此,古代中国统治者认为自己不需要外交,无需常设的外交机构,只是由礼部和理藩院分别办理海道和陆路往来的各国事务。
——据王红续《中国外交从宗藩体制向近代体制的转型》整理
材料二 历代统治者为巩固自身封建统治,制定并实施治理边疆的政策。两汉时期,在边疆设立了众多郡县和属国,又在辽阔的西北边疆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管理民政、军政等事务。为了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唐王朝确立了军镇屯戍制度,大的军镇兵力多则数万,少则数千。唐朝政府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汉族文化,并将众多汉文经典书籍颁赐给边疆民族。元代,在边疆设立了宣慰司,“有招讨、安抚、宣慰等使,品秩员数,各有差等”;任用大量土官,因俗而治;建立了从首都行政中枢到遥远边疆地区的驿站制度。清代,雍正皇帝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乾隆皇帝表示:“蒙古、汉人,同属臣民。”清政府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上层采用封爵、给俸,实施年班朝觐和联姻政策。
——据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整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外交体制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治理边疆的措施与特点。
材料一 唐太宗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有一套比较成熟的办法。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他们真心相待,与他们建立了深厚感情,赢得了他们的爱戴。他与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建立了亦君亦友的关系,既是国君,又是朋友,由此保证了民族关系良性运行。——摘编自雀明德《中国民族关系十讲》
材料二 辽宋夏金时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的重要阶段。辽夏金政权一方面推行以儒家文化和中央集权制为主导的统治方针,使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进一步加深;另一方面,因俗而治的二元体制推动了“华夷一体”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深化了民族交融。
——摘编自高福顺《辽宋夏金时期内聚性不断增强》
材料三 “大一统”既是一种思想观念,亦是一种国家形态结构,我国大一统的政治实体形成于秦汉时期,但从政治框架的理想构建到血缘历史文化认同,大一统的思想基础在先秦时期已经奠定,秦汉以后,实现大一统国家的治理方式是历代统治者追求的治理目标,
——摘编自卜完群《我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思想与国家治理》
(1)根据材料一,指出唐太宗处理民族关系的“成熟的办法”。结合所学知识,列举唐朝处理少数民族关系的方式(至少三例)。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辽宋夏金时期为元明清大一统时代的到来奠定的历史基础。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认识。
①设置驻藏大臣 ②设立宣政院 ③设立伊犁将军 ④册封达赖、班禅
A.①②③ | B.②③④ | C.①②④ | D.①③④ |
材料一:从汉代至清代中晚期,包括新疆天山南北在内的广大地区统称为西域。自汉代开始,新疆地区正式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中,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同开拓了中国的辽阔疆土,共同缔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国多民族大一统格局,是包括新疆各族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奋斗造就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2019年7月)
(1)根据材料一,指出西汉、唐代管理西域地区的地方机构名称。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清朝前期在新疆地区维护大一统的举措及其意义。
材料二:土司制度产生于元代,是元朝“因俗而治”的制度创新。元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在总结了历代封建王朝特别是唐宋以来推行的“羁縻政策”的基础上,创立了“蒙、夷参治之法”,官有“流”“土”之分,于是开创了土司制度。明随元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土司制度,并在西南部分地区开始实行改土归流政策。清中期,雍正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土司制度衰落,但仍有大量土司一直存在。
——摘编自切排、赵志浩《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利弊得失:基于土司制度的分析》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土司制度的演变历程。综合上述材料,指出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特点
明朝政治制度的变化
材料一 自秦始皇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
——摘自《明史纪事本末》
材料二 元代的丞相很跋扈,这给朱元璋深刻的印象,使他对整个丞相制度都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加上出生于元末中国社会底层,曾经饱受磨难的朱元璋内心深处始终克服不了的自卑,变成对能力不凡的开国元勋们的猜忌防范,终于使他决定借胡惟庸之狱废除丞相制度。朱元璋死后,没有丞相留下的巨大权力真空给他的后代们带来巨大的麻烦。
——摘编自谭平《论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对明朝治官的影响》
材料三 人尝谓辅臣(内阁大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见其所拟,帝一一省揽审定,有不留数字者。虽全当帝心,亦必更易数字,以示明断。有不符意,则驳使再拟,再不符意,谯让(责问)随之矣。故阁臣无不惴惴惧者。
——摘自《皇明大政记》
材料四 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尤开府之书记也。其事既轻,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内授之而后拟之,可谓有其实乎!吾以谓有宰相之识者,今之宫奴(宦官)也。
——《明夷待访录》
主题二 海疆和陆疆的治理
材料五 明初国力雄厚,明成祖为确立明朝宗主国地位,命郑和率船队出使西洋各国。1405年6月,郑和率2.78万余名将士,分乘62艘宝船和140余艘其它船只,满载织锦绸缎、纺丝布匹、陶瓷器皿、金银铜铁器及钱币、馈赠品等,由刘家港入海,返程时在旧港(今苏门答腊巨港)击灭海盗陈祖义。1416年,郑和率船队护送各国使臣回国并采办各种珍奇物产、动物。郑和下西洋前后经历28年,抵达30余国,最远曾达非洲东部,红海、麦加,加深了明朝和东南亚、西亚、南亚等的联系。
——摘编自邱树森、陈振江《新编中国通史•第二册》
材料六 谓大陆人民,不习海事,性或然也,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现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嘉马(达·伽马)发现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我国民虽稍食其赐,亦几希焉。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
——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
材料七 明朝自太祖朱元璋及以后诸帝放弃元朝凭借边疆向外扩展的做法,继承汉唐“守在四夷”的治边之策。朱元璋分封的诸子大都遣镇北方,前朝重北轻南的治边传统仍被明朝继承。为防范“北虏”南下,明朝修建九边重镇,修缮长城并驻重兵,以强硬的军事手段应对北方游牧势力。明朝对南部边疆也未放弃经营。在南部蛮夷地区大量派驻军队,以卫所的形式驻守各地。卫所军士有军籍,携带家眷子女,世代相继为军户。军士中大部分参加屯田,小部分驻防。在南部边疆各省,郡县、卫所互为表里,施政则相辅相制。卫所主要安置在农业地区及形胜险要之处,遂形成大规模的军事性质的移民浪潮,推动了卫所地区社会的发展。在设置卫所以外蛮夷聚居的边远地区,明朝普遍推行土司制度,总体上实行卫所与土司结合统治的双轨制。
——摘编自方铁《论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
材料八 三娘子(1550-1613),明代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之妻,深受俺答汗器重,“事无巨细,咸听取裁”。三娘子生活的时代,明朝与蒙古部落势力沿长城相持已近200年。1570年,俺答汗之孙投附明朝,双方关系顿时紧张。在三娘子的劝说下,俺答汗同意与明朝和谈。明朝送还俺答汗之孙,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并开放十余处市场供蒙汉人民自由贸易。每当开市时, 蒙汉人民“醉饱讴歌,婆娑忘返”。三娘子本人也“勒精骑,拥胡姬,貂帽锦裘,翱翔塞下”。在三娘子的辅佐下,俺答汗在今呼和浩特地区建城,后明朝赐名为“归化”。1581年,俺答汗去世后, 三娘子辅佐继任的顺义王, 继续与明朝通好, 明、蒙“四十余年无用兵之患,沿边旷土皆得耕牧”。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九 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为巩固统治都重视边疆的治理
秦朝 | 秦朝将郡县制推行到边疆地区 |
两汉时期 | 在边疆设立了众多郡县和属国,在辽阔的西北边疆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管理民政、军政等事务 |
唐朝 | 唐朝立国之初就在沿边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府州,唐王朝确立了军镇屯戍制度、大的军镇兵力多则数万,少则数千。唐朝政府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汉族文化,并将众多汉文经典书籍颁赐给边疆民族 |
元代 | 在边疆设立了宣慰司,“有招讨、安抚、宣慰等使,品秩员数,各有差等”;任用大量土官,因俗而治;建立了从首都行政中枢到遥远边疆地区的驿站制度 |
清代 | 雍正皇帝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乾隆皇帝表示:“蒙古、汉人,同属臣民。”清政府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上层采用封爵、给俸,实施年班朝觐和联姻政策 |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1)从材料一、二可以看出明太祖对中央机构采取的重大措施是什么?其理由是什么?起了什么作用?
(2)根据材料三,明朝实际上行使相权的机构是什么?为什么行使这一职权的“无不惴惴惧者”?
(3)材料四与材料三相比,阁臣权力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4)根据材料五,指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远航条件。
(5)“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被称为世纪三问之一,请结合所学回答“梁启超之问”。
(6)根据材料七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对南北边疆治理的不同措施并分析其积极意义。
(7)根据材料八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三娘子能够推动明、蒙双方取得和平局面的原因。
(8)根据材料九,归纳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特点。
1877年,日本政要井上馨与清朝驻英公使郭嵩焘、副使刘锡鸿会谈。郭、刘二人的日记对此有着截然不同的记载。
材料一廿七日,井上馨来谈(注:井上馨谈及英国近代税收制度)……刘云生(注:刘锡鸿,字云生)云:“此法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此论至允。
——据郭嵩焘《使西纪程》
材料二廿七日,井上馨来,与正使并接晤之。井曰:“中国……不效西法改弦而更张之?余曰:“祖宗制法皆有深意,……为大臣者,第能讲求旧制之意,实力奉行,悉去其旧日之所无,尽还其旧日之所有,即此可以复治。若改弦而更张,则惊扰之甚,祸乱斯生,我中朝敢不以贵国为戒乎?”
——据刘锡鸿《英轺私记》
(1)比较材料一、二,概括指出刘锡鸿谈及“西法”的态度有何不同?
材料三有学者认为:郭嵩焘的记载大概率属实,而刘锡鸿恰恰在日记中隐瞒了真实的想法。部分证据材料如下:
①总理衙门规定:“出使各国大臣应随时咨送日记等件”,“凡有关系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随事咨报,……自当用心竭力,以期有益于国”。出行前,朝廷应总理衙门之奏请,诏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郭嵩焘到达伦敦后,立即将几十天极为详细的日记题名为《使西纪程》寄回总署。 《英轺私记》是刘锡鸿的私人日记,也是一部回忆录,其有后来增补和修改的痕迹。 |
②一年多以前(注:1874——1875年),总理衙门曾召集沿江沿海省份督抚商议海防,绝大多数参与者均认定日本的改革是在自取灭亡。朝野对日本改革的批判成为一时的风尚。 |
③李鸿章评刘锡鸿:“云生横戾巧诈,日记虽可动听,物望(注:大众对其人品的评价)殊不见佳。”总理衙门大臣沈桂芬评刘锡鸿:“刘云生天分高,以能贬刺洋人、邀取声誉为智,此洋务所以终不可为也。” |
④郭、刘二人积不相能,从遇事扞格(注:互相抵触)直到互相参奏,对使事及二人仕途均有影响。受到清政府的申斥,撤职急诏回国。郭后辞官归野,刘官至光禄寺少卿等职。刘后又参奏李鸿章,却落得“诏斥其信口诬蔑,交部议处”的结果,被彻底罢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