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世纪后半叶国际法大事记

1856年，欧洲大国与土耳其、撒丁诸国签署《巴黎宣言》，规定了海战法的四大原则。

1864年，欧美十二国签订《红十字公约》，确立了战争法中伤病者及中立人民待遇的原则。

1868年，欧洲十七国签订《关于在战争中放弃使用某些爆炸性弹丸的宣言》，禁止使用一定重量以下的爆炸性弹丸或装有爆炸性或易燃物质的弹丸。

1874年，欧美亚二十二国签署了第一个国际性邮政公约《伯尔尼条约》，并正式成立了邮政总联盟。欧洲十五国签订了《关于战争法规和惯例的国际宣言》，规定作战人员与普通平民区别对待，不准掳掠民物等内容。

1882年，签订了《保护海底电线章程》，对平时海底电线的保护作出规范。

1883年，欧美亚十五国通过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同时设立国际保护工业产权联盟旨在保护专利及商标。

1890年，欧洲各国铁路代表制定了《国际铁路货物运送规则》，并创设国际铁路货运联盟。

——摘编自世界知识出版社《国际条约集》等

材料一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中英交往史上的重大事件。根据英国马戛尔尼使团送给乾隆帝的中文礼单记载，马戛尔尼携带的礼品共十九件，包括枪械、软带、望远镜、时钟、晴雨表、奇巧椅子、马车等礼物，其中，还包含两箱图册。下表是图册的内容以及乾隆帝的回礼：

乾隆帝的回礼及与英使团礼品的对应关系

—改编自徐斌《马戛尔尼使团礼品中的图册》

材料二   “国书”，即具有平行地位的两国往来文书。清朝的国书最早出现在入关前的后金时期，广泛应用于后金与朝鲜、察哈尔蒙古的交往中。当清廷逐步建立宗藩体系后，在对外交往中不再使用国书，代之以表文、敕谕、奏书、咨文等朝贡文书。这些文书反映着相应的名分关系，成为宗藩体系的重要表征。

鸦片战争后，美使顾盛被授予信任状出使中国。此份信任状指出派遣顾盛为驻中国特命全权公使，并希望中国皇帝对他予以信任。之后，在中国官员上奏道光帝的奏折中，顾盛递交的信任状没有被翻译为宗藩体系下的“表文”，而是被翻译为“国书”。此前的藩属国表文通常表示出由下往上敬奉文书的性质，而美国国书的起首体现出私人性与对等性。中国历朝都非常重视历法，清廷会向朝鲜等国颁赐历书，即“颁正朔”，然后朝鲜、琉球等国在文书中就会使用中国历法。但是对于美国的这份汉译本国书，最后却保留了西元纪年。

从汉译本国书的语句看，其中大量使用“大清大皇帝陛下”“皇都”“中华”一类的崇敬字词，同时以“孤”“敝域”作为美国总统与国家的谦称。在内容上，这份国书既有对中国的大力赞美，也有对自己国情的介绍；既表示出友好与对等之意，又通过这些词语体现出谦卑秩序。此外，美国总统的人名从颇具美好意义的“泰禄”改为“戴喇”，删去“忝友好”三字，还在“皇帝”前特加一“大”字。

道光帝要求耆英撰拟了一份符合“天朝体制”的诏书，作为对美国国书的回书。但是清廷下发的这份回书与传统“诏书”的内容、格式大不相同。 它既没有对美国的“伯理玺天德”“合众国”进行抬格，在涉及本朝的“大皇帝”“朕”“钦差”等字词时也都没有抬格，可以说没有执行抬头制度，从而使这份文书在格式上消弭了尊卑之分。

从同治七年的蒲安臣使团开始，清政府首次对外发出了遣使国书。光绪二年(1876年)派遣郭嵩焘、刘锡鸿为正副使常驻英国，他们携带了清朝的第一份驻使国书。此后，遣使和驻使携带国书成为惯例。

—摘编自郭黎鹏《晚清国书与中西国家间信息传递方式的变迁》

多维视角下的国际关系演变

材料一

材料二   国际关系史研究有两大主导的视角和方法。一个是安全视角，在此种观照下，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核心议题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主要探究地缘政治、结盟、威慑、战争、缔结条约等内容。一个是经济视角，核心的思路是探讨历史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与国际政治的关系，主要探讨西方大国对资源、市场、交通要道的争夺，国际经济体系的建立，对外经济援助等内容。

以上两大主导性视角多采用现实主义思路，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主要的研究方法和学科资源，都把政府决策者看作是理性计算的行为体，服从于国家安全和物质利益的需要，从而做出合理的外交选择。这两种解释视角都曾风行一时，至今仍然影响巨大。

——据翟韬《文化视角与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新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