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隋唐时期是中国疆域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扩展期，东北海疆经略是隋唐时期边疆治理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中央政府治理东北地区的方式主要有军事征伐以及设置行政机构。在东北地区设置行政建制，例如唐朝于辽东地区设安东都护府。在日本海西岸涉海地区设置羁縻政权管理海疆，还有开设互市贸易的经济途径。隋唐时期对东北海疆的拓展与经略为后世东北海疆的整体轮廓打下了基础，为东北地区留下了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遗产。

——摘编自岳新超《边疆治理视角下隋唐东北海疆的拓展与经略》

材料二   辽代中央政府设置于由皇帝的翰鲁朵（宫帐）及四部落构成的行宫部落中，行宫部落无疑是其政治中心。但它作为部落组织，与草原其他部落一样，是一个庞大的畜牧生产集团。据畜牧生产周期的特点，游牧部落四季总是处于迁移流动中，这不仅为了避寒暑，同时也为了保证牲畜获得足够饲料以及保持和恢复牧场的肥力。这样的生产形式使行宫部落呈现一种动态，又因主宰国家事务的朝廷也置于这个部落中，所以辽代最高权力机构亦处于同步运动之中。于是便形成了与基于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原政权截然不同的行宫政治。

——摘编自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

材料三   在长期的历史生活实践中，各民族成员在创造了本民族自身的民族文化的同时又共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在这一漫长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边疆各少数民族既形成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同时也形成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摘编自张增勇等《论我国边疆治理视域中的文化认同问题》

材料一   《隆中对》提到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实为“南抚北抗”，是为化解后顾之忧的长远整体战略构想。诸葛亮对西南地区采取“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经营方略。诸葛亮在用兵西南边地的过程中，如对孟获“七擒七纵”，是以恩威并重的方法来争取人心的认同，是一种刚柔相济，以兵示刚，以德示柔的“威德”型治边模式。史载“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可见“以夷治夷”也是诸葛亮采取的治边方法。“以夷制夷”与“攻心为上”的方法相互配合，不仅争取了更多的边地人心的认同，实现了“彝汉相安”的治边目的，也使蜀国内部出现“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的稳定局面。诸葛亮治下的蜀地及其南面边地“诸夷慕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诸部于是始有姓氏。”

——摘编自张新民《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经验的反思与总结》

材料二   中华民国统治时期，孙中山于1919年在《建国方略》中提出的开发边疆、发展边疆经济与文化的计划，是民国时期现代边政思想逐步形成的一个标志。应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边疆建设纳入国家经济建设的一份整体规划。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管理边疆事务时采取一系列笼络和羁縻少数民族上层的措施和政策，包括各种优待条例，如保留盟旗制度、世袭封爵的王公制度、土司制度等，对稳定边疆社会产生了积极的意义。南京临时政府的《殖边银行则例》，北洋政府的《禁止私放蒙荒通则》、《垦辟蒙荒奖励办法七条》和《边荒承垦条例》，国民政府的《移民实边案》《边疆移垦办法大纲草案》等等，都是专门针对移民垦荒制定的。

——摘编自方素梅《中华民国时期的边疆观念和治边思想》

材料一

清王朝在民族地区分别设置管理机构，在中央专门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机构体系。清王朝在东北、西北、西部、西南等民族地区采取了不同的民族管理制度，制定了较为符合民族实际的统治政策与措施，即“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清统治者并未局限于对历史上的民族政策的沿用，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发展。清王朝对少数民族进行了全面的管理，这种管理涵盖面覆盖到思想管理、经济管理等，全面渗透到少数民族民众生活的各个领域。

——摘编自董文强《清朝民族政策的历史进步与局限》

材料二

1937年3月31日，党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议》中，批评张国焘“在少数民族问题上以大汉族主义代替了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1938年3月24日：彭德怀在《第二期抗战与我们的任务》中明确提出：“在少数民族区城（如蒙回）应遵照孙总理民族平等的原则进行工作，尊重其信仰及一切风俗习惯礼教”。1939年4月，中国共产党提出：“实现蒙回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与汉族的平等权利”。从1937年8月到1941年8月，在四年的时间里，陕北公学先后培养了一大批从事民族工作的干部。

——摘编自王金玲《延安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的历史价值及当代启示》

材料一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曾出现过中国民族史撰述高潮，其中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各自撰写的《中国民族史》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这些著作大都以汉族同化、融合其他民族不断壮大为线索考察中国民族的发展历程，并认为中华民族发展的前途为各民族趋于汉化一途。1939年，顾颉刚有感于帝国主义利用民族问题分裂中国的阴谋，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提出“五大民族”一词是中国人作茧自缚，授人以分裂的口实，应该正名，“中华民族是一个”，边疆与内地为一体。

——摘编自赵梅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与中国民族史撰述》

材料二   费孝通不赞同顾颉刚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华民族既是一体，又是多元，一体与多元原是辩证统一的概念。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实施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费孝通参与并领导了这一工作，从中他“深切体会到民族是一个……具有亲切认同感的群体。”他于20世纪80年代末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构建了有关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多元一体”理论。

——摘编自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

材料三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引发了中国民族史的撰述热潮，诸多撰述纷纷以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为主线考察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华民族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摘编自赵梅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与中国民族史撰述》

材料一       元朝的疆域辽阔，漠北、东北地区设行省，但基层单位仍是其传统的千户、百户。西南地区设云南行省，仍多用土官任职。这样，“岭北、甘肃、四川等边地，唐所谓羁縻之州，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西藏地区由中央掌管全国佛教事务的机构宣政院直辖，低级官吏可由僧侣兼任，也进行了清查户口等工作。同时，以大都为中心，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驿道系统，做到了“人迹所及，皆置驿传”。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清朝前中期，中央政府平定三藩之乱并实行了改土归流，随后收回台湾并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等叛乱，在新疆地区设将军、办事大臣等，还大规模屯田、发行统一货币。在此基础上，在西藏册封宗教领袖、设驻藏大臣、加强驻军；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盟旗之间不相统属，均直属中央机构理藩院。同时，先后签订《尼布楚条约》等条约，划定了中俄大部分边界线。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三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论，做了理论和实践的探索。1954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各级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区、州、县等）的自治机关，除了行使一般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外，还享有一定的立法、财政等权力，以及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国家在经济、文化建设中照顾各民族的需要。同时，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和消除民族歧视等工作。这也为世界各国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借鉴。

     ——摘编自李正华、张金才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

民族观与历史观、国家观、文化观息息相关，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对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材料一   美国建国初期，为了整合社会、巩固新生政权，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白人文化成为民族同质化的建构基础。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西进运动步伐的加快，东南亚百万移民冲击了美国的白人文化，美国的熔炉（民族同化）政策应运而生。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维护移民的权利也成为美国吸引和稳定外来移民、发展经济的一项重要政策，主张不同价值观的共存、把少数族裔的生活方式看成是合法的多元文化主义也由此产生。现今美国的印第安人虽有保留地制度，但其自治权仍得不到有效保障，贫困率也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美国主流社会对印第安文化的压制和同化思想根深蒂固，少数族裔在经济上不能同工同酬，政治上待遇不平等，在工作、移民、教育及居住等方面的歧视比比皆是。虽然美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族群归类”和“种族识别”，但是宪法不承认民族的群体权利，仍是以公民权代之。

——摘编自雷振扬，裴圣愚《如何看待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国情，逐渐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新中国建立后，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还处于奴隶社会甚至原始社会时期，党的民族政策迅速改善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形势和群众的生活。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1978年中组部专门发文要求尽快配备少数民族干部担任民族自治机关一把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并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不能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

——摘编自左岫仙《新中国民族政策优势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以民族平等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