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为了把农民固着在土地上，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两汉魏晋时期采取编户和乡里制等措施，实行编户齐民，加强户籍管理。西汉时，“乡间居民十里为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啬夫和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循禁贼盗”。东汉时，“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北魏时实行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政府严禁民众自由迁徙，规定未经乡亭批准、结清赋税，不得迁徙更籍，违者受罚。这样，基层组织无形中有了控制农民迁徙自由的权力。

——摘编自江立华《我国古代的户籍制度及其特点》

材料二科举制度确立以后，门第等级观念被打破，平民阶层可以通过科举考试的途径跨入官户阶层，获得了一条较为宽广的入仕途径，从而改变命运、改变身份，实现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垂直流动。户籍制度在身份规定上的弹性，使得平民阶层中的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科举入仕，但是又在户籍管理规定上做出了种种限制。因此，户籍制度与科举制度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贯应举之制始自唐朝。开元十九年(731年)敕：“诸州贡举皆于本贯籍分明者，然后依例不得于所附贯便求申送。如有此色，所由州县即使催科，不得递相容许。”宋代予以继承和发展，科举制中的户籍要求贯穿科举的全过程，形成了科举户籍制，它成为户籍制度与科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姜婷婷《宋代户籍制度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