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资源背景来看，图中诸地区中蕴藏的丰富的铜矿资源为春秋战国货币的铸造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而货币铸造数量的增多又反过来刺激了货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春秋战国之际货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陈隆文《春秋战国时期金属铸币的空间特征与地理基础》

材料二     唐朝以后的宋元明清诸王朝，也十分重视铸币权的国家垄断，其政策措施多与汉唐制度相似。历代王朝把垄断铸币权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加以推行，这无疑是正确的。不过，许多政府并没有有效地发挥国家垄断铸币权的积极意义，有的政府甚至将国家垄断铸币权引向了邪路，利用垄断铸币权大搞通货膨胀。

——摘编自刘玉峰《中国古代货币理论和铸币政策评议》

材料一   从美洲经马尼拉运回澳门进入广州的商品有白银、苏木、蜂蜡、墨西哥洋红等，其中以白银最多。运输这些货物的都是载重在300吨左右的大帆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船只，1565~1815年，时间跨度长达250年，史称为“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大帆船贸易中流入中国的白银高达4.4亿两。一方面是不断增发的纸钞，使纸币信用逐步丧失；另一方面是在对外贸易中不断收入白银，相对于滥发无度的纸钞，白银币值更加稳定，受到广泛的欢迎。白银从官方严厉禁止使用的非货币贵金属，逐步占领了原本由纸钞流通的领域，最初仅限于民间的交易，后来逐步被官方认可、接受。万历九年（1581年），首辅大学士张居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的财税改革。“一条鞭法”规定大部分田赋、徭役和其他杂税必须折成银两缴纳。

——摘编自翁礼华《外贸顺差：明代货币从纸币变为银本位制》

材料二   1933年，新当选的罗斯福计划以“金三银一”的比例，向世界收购金银，同年，放弃金本位制，在国际上高价收购白银。1933年3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确定以上海为试点，推行“废两改元”的货币制度改革，公布上海银两与银元的换算比率。4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在上海试行“废两改元”货币制度改革后，面向全国正式推行改革，宣布全国范围内自4月6日起，所有公私款项的收付与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一律改用银元，不得再用银两，仍用银两者在法律上无效。对于持有银两者可以送与中央造币厂代铸银币，或者交付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按照规定比率兑换银元，同时对其他各个地区的银元、银两兑换比率作出明确规定：以上海规元七钱一分五厘折合一元为标准，以银元收付。至此，在中国近代金融领域中，废除落后银两制度，统一流通货币的货币制度改革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推行下得以实施。

——摘自王忠宝《利益集团与民国时期“废两改元”货币制度的改革》

材料一   南宋淮东转运副使虞俦指出，淮东钱法屡变，致使币制不被民众信任，货币流转不畅。解决之道在于“事体既定，不可复有纷更”，如“四川铁钱、钱引行之二百余年，公私流通，未有议其为不便者，良由事体素定，民听具孚故也”。以北宋交子的流通为起点，纸币登上了历史舞台。进入南宋后，作为交子继承者的钱引继续行用于四川，朝廷又在不同地域内长期并大量地发行东南会子、湖北会子、淮南交子等多种纸币，使纸币流通基本遍布南宋全境，对国计民生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摘编自王申《理想模型：南宋货币议论中的北宋交子形象》

材料二   北洋政府财政部部长熊希龄在1913年10月向袁世凯提议由财政部派监理官前往各省分驻官银钱行号监视包括纸币发行在内的一切业务，并由财政部拟具《各省官银钱号监理官章程》。北洋政府制定了很多推广中国银行纸币的法令措施，1913年还专门颁布了《中国银行兑换券暂行章程》，规定一切官款出纳及商民交易，完纳各省钱粮赋税，发放官俸军饷等，一律通用中国银行兑换券，如有拒不收受及折扣、贴水等，从严取缔。中国银行纸币很快树立了良好信誉，发行量迅速增加，从1912年的106万元，增至1927年1.59亿元，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中资发钞银行。

——摘编自石涛《近代中国纸币发行权演变研究》

材料三   当时主持国家经济工作的陈云于1950年10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一年财政和经济工作的状况》，指出：“统一现金管理办法，是把所有属于政府的但是分散于各企业、机关、部队的现金，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集中调度，这就不但避免了社会上通货过多的现象，而且大大增加了国家能够使用的现金。”后来，他又在《加强财政、金融和投资的管理》一文中提出：“建立决策制度，实行预算审核，加强投资的计划性，实行进一步的货币管理。”

——摘编自孟建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我国主要的货币理论思想》

材料一   宋代铜钱购买力低于自身实际价值，宋人曾记载“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获利五倍”。据《宋史·食货志》载：“颁行新政，删去旧余，削除钱禁，以此边关重车而出，海泊饱载而回。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又自废罢钢禁，民间销毁无复可办。”按王安石免役法规定，原来当役人户，要交纳免役钱，原不承担差役者，要交纳助役钱……而接北宋最高年铸(铜)币量506万贯算，平均每人一年仅占203文，远远不足以交纳役钱。史载：“京城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然则器皿之用，畜藏之货，何可胜算?”宋成平四年(1001年),裁汰诸路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给赐过优”客观上阻断了部分货币向市场的流向。两宋时期，货币经济区域化的理念，多种贱金属钱币并行，纸币作为信用工具却存在严重的漏洞，再加上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等问题，使得这些问题都存在于这一时期的货币经济体系当中。《宋史·食货志下二》记载，宋太祖一继位就针对铜钱外流的问题下达了明确的诏令：“铜钱围出江南、塞外及南蓄诸图，差定其法，至二贯者徒一年，三贯以上弃市，募告者赏之”。此后不断地完善和加重对私带铜钱外流的处罚，庆历初年又规定：“闲出铜钱，视旧法第加其罪，钱千为首者抵死。”两宋时期政府为调整货币币值而推行的三个具有典型性的政策——即官方“短陌制”、推行夹得钱和“待大伐”。

——摘编自孙杰等《宋代钱荒产生原因探析》

材料二   中国进入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商品经济在沿海、沿江交通发达的商埠逐步发展起来。同时，由于外患内乱，导致中央政府权威式微，地方制据势力严重，中国货币也愈加混乱，金融体系庞杂，给经济发展和交流带来很大困难。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为实现全国统一，就着手研究统一币制的改革。1933年罗斯福上台以后，美国推行白银政策，抬高银价，造成中国白银外流，通货紧缩，百业凋敝，直接影响了国民政府的税收。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巩因对东北的占领，其对华北不断侵略蚕食，威胁到国民政府的根基。法币政策推行后，法币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国民政府控制了大部分金融资源，短期内解决了通缩问题，促进了经济发展。1935年国民政府币制改革，废弃了落后的贵金属本位制，实现货币集中发行，建立货币发行准备，促进中央银行制度建设，是中国全融史的标志性事件。由于国民政府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势力的利益，其领导的法币改革不可避免带有局限性，最负面的影响就是无法阻止恶性通货膨胀发生，最终造成法币丧失货币功能，走向崩清。

——摘编自王乾《1935年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研究》

材料一   下图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物价波动情况曲线图（1926=100）。

材料二   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更名为“陕甘宁边区银行"（简称“边区银行”）。在设立初期，陕甘宁边区银行并未发行货币，边区市场上流通的是国民党的法币。1938年6月，由于辅币短缺，边区银行才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授权下，以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光华商店代价券”，并将其作为辅币使用。代价券可随时兑换法币。边区政府自1941年开始授权边区银行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币”（即边币），其面额有壹角、贰角、伍元、拾元、伍拾元、壹佰元、贰佰元、伍佰元、壹仟元、伍仟元10种。

——摘编自《抗日根据地银行及货币政策概述》（《中国纪念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