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许慎《说文解字》提出：“疫，民皆疾也。”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自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先后发生过321次流行疫病，均在有限的地域和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汉代元始二年，发生瘟疫，“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在瘟疫中写就。宋代，国家在大疫之年设置收容贫困病人并予以救治的专门机构安济坊。清初，在民间各地先后成立了“种痘局”，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官方免疫机构。

——郑洪《中国历史上的防疫斗争》等

材料二   在哥伦布到来后的一两个世纪中，印第安人口减少了95％，主要的杀手是旧大陆来的病菌。霍乱在1817年至1923年出现六次大流行，其中第三次发生于1852至1859年间，包括亚、欧、非、北美多个大洲都未能幸免，此次大流行也是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导致起源于美国的“西班牙”流感的直接原因，但战时的海路交通和海上贸易可能促进了这种传染病蔓延，所到之处带来了快速死亡。

1892年，控制霍乱的国际卫生公约产生。1907年，国际公共卫生办公室成立。1948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成立。2003年，中美SARS疫苗研发与生物治疗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等

材料一   中国最早的文字殷墟甲骨文已经有了“虫”“蛊”“疟疾”的记载，《尚书》《诗经》《国语》《左传》《史记》和《汉书》等都有部分疫情记载，《五行志》里也记载了传染病的发生和防治情形。从文献记载来看，中国古代本着“国以人民为本”的思想，鼓舞民众防治疫病的信心，注重防治结合。秦律规定，凡麻风病人都要送往“疠迁所”隔离起来。西汉时碰到疾疫，也采取了及时的隔离措施，以防传染。两宋前后设有各种职能不尽相同的医疗机构，如养济院、福田坊、将理院和安济坊等，主管医学教育和药材经营；明朝涌现了大量传染病学的专家，他们总结经验，分别出版了专门研究瘟疫、痘疹、麻风病、梅毒和疟疾等传染病的医学专著，向各州县推广，宣传预防、医治疫病的知识。

——摘编自王立群《历史视角看瘟疫》

材料二   公元前430年，雅典人与斯巴达人正处于战争的胶着状态中，搅动整个希腊古典时代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到了关键时刻。一场瘟疫席卷整个雅典并导致了近1/4的居民死亡。雅典三面环山，一面傍海，淡水资源缺乏，老城区以神庙为中心，人口密度过大，新城区，遵循自然状态延伸，没有严格规划标准；民居的分布显得比较杂乱，习惯在公共场合交流、运动、参政、学习，缺乏集中社区的概念。虽然雅典人在疾病爆发初期就开展积极自救，但医护人员因缺乏防疫护具而纷纷中招。到公元前427年，肆虐雅典的瘟疫渐渐平息。希波克拉底，一面积极调查疫情，同时探寻病因及解救方法，利用烈焰产生的隔绝与净化空气效果，成功遏止疫情的扩散。这也成为今天预防瘟疫的重要手段。

——摘编自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

材料一   西周设巫祝，负责驱除疠疫；人们通过表演“傩”戏，取媚神祇。西汉元康二年宣帝诏：“其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东晋葛洪著《肘后方》，是中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最早记载天花、恙虫病。《唐律疏议》载：“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明代隆庆年间宁国府天花流行，当地医师用人痘接种法进行防疫。英人琴纳发明的牛痘接种法于嘉庆十年传入我国，并逐渐取代人痘接种法。

——摘编自梁峻《中国古代防疫资鉴》

材料二   与中世纪相比，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呈现明显世俗性特征。在伊丽莎白女王（1558—1603年在位）前，英国深陷内乱，中央政府无力应对疾病，防疫措施很大部分来自欧洲大陆国家的经验。为应对1665年大瘟疫，尽管有信徒对防疫措施进行抵制，伦敦市政当局强制推行诸多措施来防控疫情扩散。后来英国王室专门在牛津大学建立国家公共卫生指导中心，为国家防疫减灾提供医学咨询。

——摘编自陈凯鹏《论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特点》

材料三   习近平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表示：“中方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世卫组织及相关国家通报疫情信息，毫无保留同各方分享防控和救治经验，尽己所能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了大量支持和帮助。”多家海外媒体在报道中指出，中国为应对疫情采取的措施快速、高效、有力。德国《世界报》网站刊文指出：“面对紧急形势，中国制度发挥出巨大效力。”

——摘自《人民日报》及习近平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