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历代政府常常会来取一些积极有效的防疫措施，率领人民抗击疫病。唐宣宗大中年间，江淮大疫，宣宗令受疫肆虐的淮南、武宁军等方镇辖区，以前拖欠政府的缺额钱物摊派先放免三年，三年以后再行交纳。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年）春，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流传疫疾，文宗颁诏说：“其疫未定处，并委长吏差官巡抚，量给医药，询问救疗之术，各加拯济，事毕条疏奏来。”宋朝政府大量编辑印行医书，向各州县加以推广，向老百姓传播预防疫病的知识。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杭州饥疫并作，染病百姓不计其数。苏轼在杭州建立了很多病坊，“以处疾病之人”，实际是简陋的隔离医院。东汉王充的《论衡》载：“鼠涉饭中，捐而不食。”张仲景的《金匿要略》也告诫人们：“果子落地经宿虫蚁食之者，人大忌食之一”，否则会得苻疾。清代吴子存在《鼠疫抉微》中提醒人们要经常洒扫堂房，厨房沟渠要整理清洁，房间窗户要通风选气。疫势危急时，要避开撤走，找个大树下的辙凉当风处居住，近水当风之处最好，千万不要众人拥杂在一起。
——摘编自张剑光、王晓洁《中国古代的疫病防治》
材料二 十六、十七世纪的西欧社会对瘟疫的认识已较为理性、科学，他们认为瘟疫只是一种自然生理病痛，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只要措施得当还是可以防控的。此种观念……为医生等专业人士走向防疫前台提供了机会。许多医生为人们开出了诸如喷洒香水、多吃芦荟、节食、逃跑、放血疗法等防疫措施。尽管这些措施成效微弱，但它至少给了人们一个积极信念，那就是瘟疫是可以防控的，这无形中激发了人们的积极行动，给人们尝试更多方法开启了道路。医学界通过对古希腊医学的研习也初步承认疾病是由机体紊乱或生理等身体内部原因引起的病痛，“这样一种以人为中心的观点支持了治疗观上的乐观主义态度：疾病的康复是把握在人的手中的”。在这种理性防疫观念的指导下，欧洲各国以积极的姿态来处理防疫事务，从而推动了西欧集体防疫行动的发生。
——摘编自陈凯鹏《十六、十七世纪中英两国防疫对策比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防疫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十六、十七世纪西欧理性防疫观念的影响。
材料一 早在殷商之时，中国就有了禁止在街道上倾倒垃圾的规定，并视其为犯罪；管仲则明确提出以法律手段保护生物资源，设置相应官吏；秦墓出土的《田律》是世界上最早的环境立法之一；北宋甚至以皇帝下诏的方式重申环境保护禁令，命令基层官吏捕拿违反禁令的人。西汉桑弘羊主持的盐铁官营，在各郡设盐铁官署，严禁私人生产“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北宋对矿课控制较松，但仍禁止民间私自交易。这种做法，不仅保证了国家收入，也抑制了私人盲目开采。中国在史前，已设立治水官吏—— 司空；秦国李冰修建的都江堰，成为“天府”的富庶源泉；汉以来，“朔方、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灌田”。
材料二：1854年，英国又爆发了第三次霍乱，伦敦在10天中就有500人死亡，1866年，霍乱第四次爆发。如果说霍乱的爆发是水污染的原因，那么，各种烟气、热气和毒气也直接带来了多种呼吸道疾病的流行。在英国，肺结核、支气管炎、肺炎、上呼吸道感染已经成为常见病和导致死亡的最大原因。
——据李宏图《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环境污染和治理》
材料三：近代以来英国针对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的部分法律
| 时间 | 法律名称 |
| 1843年 | 《控制蒸汽机和炉灶排烟法》 |
| 1855年 | 《有害物质去除法》 |
| 1876年 | 《河流防污法》 |
| 1926年 | 《公共卫生（烟害防治）法》 |
| 1956年 | 《大气清洁法》 |
| 1963年 | 《水资源法》 |
| 1973年 | 《水法》 |
| 1974年 | 《污染控制法》 |
——据梅雪芹《历史学与环境问题研究》
材料四：近代工业革命200年来……谁该承担主要责任就不言自明。无视历史责任……是毫无道理的。发达国家如今已经过上富裕生活，但仍维持着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且大多属于消费型排放；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排放主要是生存排放和国际转移排放。
——据温家宝在丹麦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领导人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1）阅读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主要措施
（2）概括材料二所反映的问题，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其出现的原因。
（3）材料三说明了什么问题？列举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有利于环境改善的因素。
（4）依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历史责任”和“国际转移排放”的角度，简要说明发达国家在改善全球环境方面应该承担主要责任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