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陈公哲，祖籍广东，是近代著名的武术家和教育家。他邀请了孙中山为精武会题写了“尚武精神”的横匾，扩大了精武会的影响力。由他主办的《精武书刊》，对于记录精武体育会的历史，以及传播传统武术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他的努力下精武体育会发展十分迅速，此后遍布东南亚、美国等地。他多才多艺，不仅擅长多种体育运动，还在摄影、考古、书法等领域取得了成就。他认为体育是德育和智育的基础，三者缺一不可。精武体育会会倡导“天下大同”精神，他将儒家思想中的“克己”“平等”与西方“博爱”思想结合，体现出一种大包容的世界主义思想。精武体育会中不分阶级，一视同仁，只要具有为他人牺牲的勇气和诚意就可以成为兄弟。在民族危亡之际，大批精武学员为国家和民族英勇牺牲，受精武精神感召，大批民众纷纷募捐，为体育教育和抗日活动贡献了力量。

——摘编自王换源《武术名家陈公哲与精武体育会》

材料 李善兰投身洋务派官僚集团，积极参与洋务新政中的学术活动，试图以此实现他的科学救国的理想。1861年秋，曾国藩在安庆筹建军械所，将李善兰“聘入戎幄，兼主书局”。李善兰一到安庆，就拿出因战乱初刊版已毁的《几何原本》等数学书籍。李善兰的科学著译，特别是他的数学著作，“仰承汉唐，荟中外，取精用宏，兼综条贯”。而他业余从事的诗、文创作，也是内容丰富、洋洋大观。李善兰生性豪迈，脱不羁，潜心科学，淡于利禄。曾国藩很赏识他，“屡欲列之荐牍，皆力辞”。他痛恨贪官污吏，在晚年所写的《陈君锡麟行状》中，表彰为官清廉、体恤民情者。晚年，他虽年授三品卿衔户部正郎、广东司行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但从未离开过同文馆教学岗位，也没有中断过科学研究工作。在他去世前几个月，还在写新的数学著作《级数勾股》。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 海山汗（元武宗，1281~1311年）对严重的财政危机的反应，不是根据他的下属官员的不断建议采取缩减开支和裁减冗官的政策，而是做了一个鲁莽的尝试：重建尚书省以增加税收。虽然中书省还应处理政府的主要事务，而尚书省只应负责与财政改革有关的各项政策、但是新建的尚书省很快就剥夺了中书省理财、用人和司法等最重要的权力，并被赋予更大范围的决定权。所有的行中书省都改名为行尚书省，尚书省的触角通过它们直达全国各地。总的说来，尚书省及其设计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命运。早在忽必烈朝建立尚书省的尝试开始，已充分证明了这是不得人心的举动，并留下了高压和盘剥的公众印象。无论如何，此项改革并没有机会展现结果，因为它仅仅实行了16个月。

——摘编自崔瑞德《剑桥中国辽宋夏金元史》

材料   顾方舟（1926—2019），病毒学家，北京协和医学院原院校长，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发生产的拓荒者。1955年，江苏暴发大规模脊髓灰质炎疫情，顾方舟团队临危受命，在昆明建立医学生物学研究所，开始自主研制疫苗。1960年底，首批500万份疫苗在全国11个城市推广。1964年成功改进剂型，将需冷藏的液体疫苗制成固体糖丸，一名儿童只需服用一枚糖丸就可达到免疫效果。脊髓灰质炎的年平均发病率大幅下降。1990年，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规划开始实施。2000年，“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顾方舟作为代表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中国进入无脊髓灰质炎时代。“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做了一颗小小的糖丸。”顾方舟一路艰辛跋涉，护佑中国儿童远离小儿麻痹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前夕，党和人民授予他“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摘编自《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之父顾方舟》

材料   宋孝宗时期（1127—1194年）的官员，宁肯担任朝中级别不高、事务清闲的官职，也不愿出任地方事务繁杂的守臣、监司，因而造成了地方官人员缺乏，而朝中人员冗滥，一味只求升迁而不注实效，在职位上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状况。为改变这种局面，宋孝宗积极着手对官员中的务虚之风进行调整和改革，将官员平时的实际才能和施政业绩作为官员升迁的依据。在要求官员勤于政事的同时，宋孝宗本人也勤于政事，事必躬亲，他对地方上的兴修水利、农业生产等事都要亲自过问。同时，宋孝宗认为一国之君应该深知用人之道，在选拔人才时，也不能只看重人的学识，更应重视的是人才的道德修养和实际执政能力。这一用人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使朝廷选拔人才数量增加，为国家一系列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人员方面的保证。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任何历史人物的活动都会受制于时代的局限，宋孝宗加大用人力度，整顿吏风的目的，始终都贯穿着强化皇权的思想。

——摘编自褐华芳《宋孝宗的法律思想与法制建设研究》

材料　　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法国外交由强硬的政策转向对德让步妥协的绥靖政策，是由一系列原因形成的。1929至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使得法国经济的复苏中止，在维护现有利益的前提下，法国开始谋求同德国和解和妥协。实质上，克里孟梭政府严格执行凡尔赛条约的外交政策并没有执行下去。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英国的外交政策，以及英国对法国的遏制。最后，法国国内和平主义思潮对政府推行绥靖政策也起到一定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普遍和平主义、和平主义衍生出的民众革命主义及其对统治阶级的信号指示，人民要求下的民主机制规范了“避战求和”的思想，而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图谋变异了“祸水东引”的判断，最终催生了绥靖主义。

——摘编自赵立宁《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国绥靖政策原因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