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38年9月28日，法国总理达拉第一改过去曾表现出来的较为强硬的态度，欣然接受了要他去慕尼黑的邀请。对此，法国公众舆论狂热地表示赞成，并竞相表达喜悦之情。一些知识分子在《黎明报》为慕尼黑会议欢呼“希望复活了”，并呼吁说，必要时可以向希特勒作出进一步的让步。9月30日达拉第在签署了《慕尼黑协定》回国途中，一度担心巴黎人民会耻笑他出卖了一个忠实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没想到迎来的却是狂热的欢呼声“和平万岁”“达拉第万岁"，50万巴黎人民聚集在机场到总理府的大道上夹道欢迎，达拉第被当做英雄般对待。巴黎的报刊都在狂热地称颂达拉第和张伯伦、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起“拯教”了和平。10月4日，法国议会以535票对75票批准了《慕尼黑协定》。

——摘编自吕一民《法国通史》

材料陈垣（1880—1971），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清末，陈垣参与创办“在内地发行的唯一革命报”——《时事画报》，并撰写了大量宣传革命的文章。1913年，陈垣当选为北洋政府众议院议员，后出任教育部次长并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1923年，受“曹锟贿选”丑闻波及，陈垣毅然退出政坛，专心学术和教学。全面抗日战争时期，他身处沦陷后的北平，在辅仁大学任教之余完成七部专著，数十万言，自叹“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1949年，他拒绝了国民党的所谓“抢救计划”，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1951年，他在担任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团的总团长期间“认识了群众伟大的创造力”，决心“要依靠群众的帮助，来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志愿做一个“红专老人”。1959年，北师大召开支部党员大会，决定接受陈垣入党。1971年，陈垣的家属将他生前积攒的4万元稿费交作党费，将他生前珍藏的4万余册图书和几百件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

——摘编自魏书亮《“红专老人”陈垣的入党初心》等

材料   苏秉琦（1909-199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公众考古事业的先驱。苏秉琦将一生献给了中国的考古事业，“考古是人民的事业”的思想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人生。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各地考古材料的出现，考古工作成为非常繁重且有突击性的工作。他指出：“仅仅依靠少数专业考古和文物工作人员，是不可能做好的，只有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使考古工作成为全国规模的有组织的群众性工作”。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他认为文物考古工作是能够为四化做出贡献的，利用考古新材料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就会团结人民，教育人民。他身体力行，将深奥的考古知识转化为公众文化知识。同时，他的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多元论等思想都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到深远影响。

——摘编自高蒙河、麻赛萍《苏秉琦考古公众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   维新派认为学西方，必须首先学西学，批判旧学，改革旧的教育制度。为此，他们提出了一整套革新教育制度的方案。严复指出八股文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祸害，只能“长人虚骄，昏人神智”。维新派提倡发展现代西式学校制度，全国各村、镇都应设立小学与初中；高中以上的学校则应设于县城、省城等任何条件容许的地方；在北京应设立京师大学堂。同时，他们认为要对国民传授西方的生产科学技术，通过全民教育培养国民的崇尚实践、探究事理、讲究创新、反对守旧的科学精神。虽然戊戌变法只运作了一百多天，但它在思想、观念层面上为古老的中国打开了启蒙的窗子。变法失败后，“人人竞言西学”的局面持续发展，致使清政府于1905年颁发谕旨：“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摘编自范敏华、孙锡平《戊戌变法与教育制度现代化》

材料   蔡元培1917年开始在北大实行改革，他的改革对五四运动来说有着与《新青年》的创办同等重要的意义。北大源自康梁创办的“强学会"，直到1898年5月才以“京师大学堂”之名成立，所有学生均从上等官员或已通过科举考试的人中录取。学生把大学看作是官场晋爵的跳板，而不是做学问的场所，对于大半由官僚而变成的教授，评论的标准不是教学和学问，而是官阶。蔡在1917年1月的就职演讲中指出，学生来到大学的目的是寻求学问而不是为了发财或做官。他宣布治校的三点方针。第一，学校是学术机构，研究并不仅仅意味着引入西方文明，也包括创造出一种新的文明，不仅是保存“国粹”，而且要以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第二，学生不应把大学视为旧的科举制度的替代，也不应忽视自身专业之外的课程。第三，大学应维护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在此基础上，学校招聘了观点不同的教授，整个学校基本上是由教授而不是行政人员或官员管理。

——据周策纵著《五四运动一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

材料   杜镇远，1914年毕业于唐山工程学院（今西南交通大学）。他是继詹天佑之后的铁路巨擘，曾担任杭江、浙赣、湘桂、滇缅、粤汉铁路局局长兼总工程师，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东起浙江杭州，西至云南边陲，他主持修筑的多条铁路都称为抗日战争时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大动脉。

1939年，杜镇远到任滇缅铁路，他经常深入现场了解沿线勘测设计和工程进展情况。杜镇远对铁路选线极为重视，他曾告诫同仁：“铁路事业，工程浩大，动辄需费数千万或数万万对于路线之选择，自非十分慎重不可盖一线选择错误。……所以于踏勘及测量时，须多选择比较线以资比较。凡我工程人员，须各注意及此。”在滇缅铁路西段，杜镇远带领勘测人员对铁路路线进行了详细的勘测。当地人烟稀少，荒凉贫苦，他们白天翻山越岭，晚上寄宿在破屋茅棚。经过整整51天的艰难跋涉，杜镇远和他的同事选定了一条较优的路线，可以最大限度减少施工的困难。但是随着日本军队对各港口的控制不断加强，从国外进口的钢轨、钢材无法运进施工前线。1942年，又因日军占领缅甸，攻陷滇西，滇缅铁路最终未能完工，30万人三年的血汗付诸东流。

材料   蔡伦（?—121），字敬仲。桂阳（今湖南耒阳市）人。永平末年，开始在宫廷做事，建初年间，任小黄门。和帝时，任中常侍，参与宫廷谋议。后又任主管制造御用器物的尚方令。他有才学，敢于谏诤。每当假日，往往闭门不接宾客，或亲历田野考察。公元97年，监制秘剑及各种器械，都“精工坚密，为后世法”。蔡伦总结西汉以来造纸的经验，改进造纸术，“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为原料制造了纸。公元105年，奏报朝廷，得到皇帝称赞，“自是莫不从用”，纸便推广应用了，当时称为“蔡侯纸”。公元114年，因邓太后说他长期宿卫宫廷有功，封为龙亭侯，邑三百户。后为长乐太仆，掌管长乐宫。元初四年，安帝选用刘珍、良史等儒者去东观，校正经传文字，令蔡伦监管其事。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   明清赋税普遍征银，百姓所缴的银子由于纳税量不太多，大多以小块的碎银为主，各州县衙府汇总上缴国库时，要将碎银熔炼成大块，在碎银熔炼过程中发生损耗。州县官吏要求百姓补足这部分“火耗”，于是在应缴税银之外，纳税人还要多缴一些。

火耗最早出现在明朝，清朝初建时曾宣布禁止征收火耗。康熙年间，朝廷曾多次派以清廉著称的大臣到各地禁革重耗，但结果是“革火耗而火耗愈盛”。最后皇帝也只得默许。按照碎银熔炼损耗规律，一般损耗率在1％-2％左右。然而州县官吏实际征收的却比这个损耗率要大得多，到康熙后期各省征收火耗一般达到三四钱，最高达到七八钱。针对火耗盛行的原因，雍正实施了“火耗归公”的制度。即由各省督抚将全省各州县的耗美提解集中，由督抚统一支配。一部分用于官员本俸不足的津贴，因其有助于养威廉耻，故名“养廉银”；其余部分用作各级地方政府日常开支和弥补地方财政亏空。“火耗归公”的改革在雍正朝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乾隆即位后在坚定推行该政策的基础上，将地方火耗收入全盘置于中央的严密监督之下。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中央权力的全面介入不仅未能巩固“火耗归公”的成果，反而使“火耗”之弊愈发难以控制。

材料   宋代前期的职役制度是差役制，即根据登记在册的户等和职役轻重等级摊派。这种制度是官府对民间劳动力的无偿征用，最终造成农户的大量破产，威胁到基层社会的稳定。宋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进行改革，熙宁四年（1071）十月，宋廷彻底废除了差役法，实行募役法，即过去由乡户承担的义务性职役改为有偿雇募，官府每年向民间招募愿意应役的百姓，付给他们与职役负担相应的雇钱。募役所用花费由全体百姓承担，在差役制度下免役的官户、坊郭户等也要缴纳助役钱承担部分职役负担。官府每年根据户等向乡村和坊郭户征收一定数额的役钱，在役钱开支的基础上多收20%宽剩钱，用于水利建设、吏禄开支等。同时，募役制度给了地方行政官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以及经手大量财物的机会。

——摘编自方宝璋《再论宋代免役法的利弊》

材料   从20世纪初开始，就有一批仁人志士追求汉字简化，甚至期望实现拼音化，在他们看来，是繁杂的汉字阻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第一次“汉字简化”方案自1956年由国务院颁布正式推行。《汉字简化总表》对汉字的简化方式大致有简化原字、简化偏旁、废除今字保留古字、合并同音字等四种。据统计，原有的繁体字平均每字16画，经过简化之后，平均每字降到10.3画，减少了35%的笔画。在7000个常用字中，有简化字2235个。简化字约占现代汉语用字的三分之一。《汉字简化总表》的积极作用在于大大地简化了笔画，减少了用字，便于识字，提高了书写速度。实施简化，有利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大规模的“扫盲”运动。《汉字简化总表》的制定者的主导思想仅仅是把汉字看作是记录符号，追求把每个字的笔画限制在10画以内，所以简化笔画往往顾此失彼。

——摘编自杨新生《汉字简化的回溯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