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汉代到唐代，政府在城市中指定集市贸易地点，商人们集聚到那里做生意。依照惯例，集市贸易要到中午才开始，傍晚之前就结束。杨联陞在《中国制度史研究》中说：“唐朝时，集市在中午以200下鼓声而告开张，在日落前七刻钟以300下铜锣声而告结束。这个规矩从9世纪逐渐松弛下来了，到12世纪时，大城市的商业活动从一大清早持续到夜是很常见的，商人们在时间和地点上都不再受到限制。”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唐宋之间的社会变革。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二 北宋的开封在五代以来发展的基础上，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开封分新旧城，真宗时一共有近9.8万户，到了神宗时，开封已有户20万，人口当在百万左右。在新城以外，还有商贸的小镇。城内店铺林立，各地的货物云集于此。处处都有商铺、邸店、酒楼、质库（即后来的当铺），以及各种手工作坊，所谓“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城内还有夜市、早市（又称为鬼市）。南宋的临安是南方最为繁华的都市，四时八节，商贾云集，勾栏瓦市，偏安一隅的帝都沉浸在醉生梦死中。
——摘编自宁欣主编《中国古代史（下）》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宋之间城市“变革”的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宋之间城市“变革”的意义。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地广人稀、治安稳定,北方流民趋之若鹜。史载：“时百姓遭难……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这说明当时户口隐匿问题十分严重。移民迁入长江、淮河流域，最远迁到闽江、珠江流域。宋朝史学家路振的《九国志》载:“晋永嘉二年，中州板荡(动荡)，衣冠(士族)始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南迁移民中不乏中原世家大族和政府官吏,许多官员连同原来治所内的人民一起迁徙过来，受南方政府鼓励在侨置州郡县内继续行使职权。
——摘编自唐克周《中国古代移民问题初探》
材料二 唐代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的发展，南北方经济地位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与人口数量和空间的变动是连带在一起的。经济重心的南移，促进了人口向南移动，反过来说，人口向江南迁移，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人口的迁移加速了边远地区的开发，但他们这种开发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所以给环境造成了巨大影响……唐后期较之唐前期，文人逐渐向南方移动，南方文学家逐渐增多。比如，诗人在浙西、婺、衢、皖南之宜州、池州和今江西、湖南、湖北、福建等地相继涌现。
——摘编自任宏国《唐代人口迁移问题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民南迁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代人口南迁对南方的影响。
材料一 安史之乱后，因“北人南迁”所引发的生产技术变革，基本解决了大量人口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存问题，长江中游地区（江西、湖南）逐渐成为全国著名的粮食主产区。在长江下游地区，北方移民还将其旱作农物——小麦——引入该地，稻麦复种制逐渐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一种普遍性的耕种制度。随着粮食产量的有效提高，长江下游地区的民众开始追求“高质量”发展，“茶桑、果、渔业、纺织、制瓷等多种商品性经营和海陆运输业发展起来，以扬州为发展龙头，苏州、江宁为犄角的三角形农业经济区在唐后期基本形成”。
——摘编自张欣《“安史之乱”引发的人口迁徙与技术革新及影响》
材料二 唐代，江南地区的农具有许多改进，曲辕犁得到了推广，筒车也在南方各地的水田中得到应用，水利灌溉事业进步明显。《新唐书》记载，唐后期全国共修建水利工程101项，其中江南道达49项，居各道之首。北方先进的丝织技术此时也传到浙东；南海、广州和桂林的棉纺织业已全国闻名；南方矿冶业也有显著发展，有铜、锡开采的县数已超过北方。扬州是唐代造船业中心，洪州（今南昌）也是唐代的造船基地。大运河开通后，位于水陆商路交会点的扬州“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广州则发展为唐代主要的对外贸易口岸。由于南方经济的发展，唐代后期，国家财政收入绝大部分来自江南各道，形成了“赋之所出，江淮居多”的局面。
——摘编自张瑜《浅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唐代南方经济发展的表现，并指出其对经济格局的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促进唐代南方经济发展的时代性因素。
材料 南宋学者朱熹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唐代女性在家庭与社会的“内外”之间游刃有余，她们可以抛头露面，积极进行社交或经营市场贸易。她们从事的行业多为餐饮业、旅店业、客运业、织造业、歌舞娱乐，很多是单纯经营茶、酒、饼的买卖。而真正能长时间段地进行贩卖，活跃在市场上的女性往往出身于中下层，并非出自门阀世家、名媛鼎族，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持生计，得来的钱也大多不会用于扩大生产或者资本、扩大经商范围，而是用于抚养家庭，所以她们中多为小商小贩，很少有大商人。妇女经商多为就近流动贩卖，或者赶集入市，或者坐行列肆，活动范围小，距离短，多坐贾，少有行商。唐代的女商人为唐代经济的强盛做出了贡献。
——摘编自胡阿祥等《中国通史大师课》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女性经济活动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影响唐代女性经济活动的原因。
汉唐盛世是中华文明辉煌的象征，也正是在这个英姿勃发的时代，中华文化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多层次、多方位的交流。通过直接和间接的途径，在广大的地方播撒下自己的辉煌。
材料一 它继承秦的遗产，以几十年的经营，创建出一套政治制度，而成为封建时代的楷模。新生的汉民族无所畏惧，敢与彪悍的匈奴帝国对抗……它对外界又充满好奇，迈开向西寻珍宝的脚步。
——摘编自童超《看得见的中国史·汉》
材料二 今定中正，立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房玄龄等《晋书·刘毅传》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唐朝孟郊《登科后》
材料三 盛世侧影：“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
——唐太宗
李唐起自西陲，历事周隋，不唯政制多袭前代之旧，一切文物亦复不闻华夷，兼收并蓄。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1)结合所学知识，写出材料一中体现的多个史实。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孟郊登科的途径，并对照材料二中的魏晋选官，分析该途径的进步之处。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尝试以“汉唐盛世”为主题，写一段话。（提示：从原因、表现、影响的角度进行分析，表述成文即可）
材料一 唐朝时期，长安有108坊，东都洛阳有103坊，扬州、苏州约有60坊，沙洲仅有4坊，市、坊严格分开并将居民区用围墙圈起来，实行坊里邻保制、按时启闭坊门制、宵禁制等。坊市制度的最大作用莫过于创设了一个法治的城市商业空间。
材料二 明清时期，南京、苏州、杭州的府城都是全国级别的丝织业中心。然而，江宁府本地不产优质生丝，苏州府境内的生丝生产规模也不大，远不及嘉、湖。所以，南京、苏州的商人每年都会去嘉、湖采购优质生丝，然后运往府城给各个作坊的生产供货；杭州因为离原产地较近，所以往往不需要中间商，商业资本操纵手工业生产的特征不明显。
——摘编自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朝城市管理的主要举措，并指出这些举措的最大作用。
(2)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发展的主要特点，并分析出现以上现象的主要原因。
材料一 南北朝时期，门第之风盛极一时，择偶先看门第出身，同等阶层的通婚是理所当然的选择。陈郡谢氏、琅琊王氏等高门大姓结成一个封闭的婚姻圈，只在圈内通婚，不与庶族通婚。士庶不婚的现象还得到了政权的肯定和支持，甚至平民中的良贱通婚也被禁止。高门大姓如与庶族通婚，在声望与地位上都会遭到打击。与此同时，北朝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却越来越普遍，胡汉之间的婚姻风俗也相互影响。
——摘编自苏冰《魏晋南北朝婚姻文化述要》
材料二 唐代高门大姓衰落，不得不借助科举入仕，从而融入官僚阶层之中。在婚姻上他们不再严格坚守士庶不婚的原则，但在与庶族通婚时往往索取巨额钱财，借此弥补自己在社会声望上的损失。唐代婚姻重财的风气也因此加重，并蔓延到社会下层，“聘财”与“嫁妆”在婚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迄于晚唐，嫁娶论财成为普遍现象，以致贫汉难娶与贫女难嫁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一些富商为了攀附权力，往往备以丰厚的嫁妆，希望与新科进士联姻，导致出现了“榜下捉婿”的现象。社会上才子佳人的观念兴起，文人才子成为理想的择偶对象。
——摘编自孙玉荣《论唐代社会变革期的婚姻观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北朝时期婚姻文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南北朝时期相比，唐代婚姻观念的新变化，并分析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在兴衰迭起中维持了千年，1453年被奥斯曼人灭亡。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控制着重要的商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地中海地区的商业中心。它的货币是国际标准交换媒介，帝国的出口转运贸易和国内商业达到了西方国家无法企及的水平，不仅推动了本身的经济文化发展，也促进了中世纪西欧贸易活动的复兴和城市的兴起，加快了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商业活跃。拜占庭政府积极吸引各国商人进入帝国境内经营，把征收进出口关税的特权赐给了在东地中海地区进行贸易活动的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为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帝国的商人及其商品，对西欧摆脱其封建的自给自足经济，对意大利城邦走上控制地中海商业的道路，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拜占庭商业的不断进步，使帝国始终保持强大的国力，积累了雄厚财富，传下了由查士丁尼编纂的罗马法、由认真的学者们加以汇集、注释和保存的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的文学、艺术名著和宗教。
---摘编自徐家玲《拜占庭在中世纪地中海商业复兴中的地位》
材料二 唐朝长安城的坊市制度不仅进行了市与坊的划分,而且在市内又设有行与 肆。随着商业的繁荣，产生了许多新兴行业，如绢行、肉行、磨行、药行等。市坊制对市坊、行、肆的划分,推动了行业分工的细化。在商业发展的推动下，长安城内出现了南市与北市,城郊草市的繁荣扩大了城市规模，推动了古代城市化进程。市坊的划分将商业贸易空间规定在狭小的范围内，政府还运用行政法律手段限制市的规模的扩大。经考古勘测，长安城面积约为83平方公里，东西两市分别为 0.924平方公里、0.956平方公里,仅为长安城面积的 2.2%。市坊制下的商业贸易活动范围十分有限，无法满足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也不利于商人扩大经营。市坊之下商业原有市铺已经划定，投身贩卖之业的平民不得不进行灵活性较强的流贩贸易。唐初,对坊市商贩征税为“三十税一”，后来变为“税十之一”甚至“税五之一”。中唐以后,管理者“大索长安城中坊市商贾所有积屯货物，意其不实，辄加榜捶，人不胜苦，有缢死者”，政府越来越腐化，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弊端显露，坊市制度走向瓦解。
----摘编自李小虎、卢川《从市坊制度看唐代商业发展》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归纳拜占庭帝国商业繁荣的意义。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唐代坊市制度的积极作用。
(3)依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唐朝后期市坊萧条和走向瓦解的原因。
材料一 隋唐的统一，是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来分裂局面演变发展的结果。公元589年，隋朝实现统一，为唐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唐朝是在推翻隋朝，消灭农民起义力量及割据势力的情况下建立的。只有更为强大的统一集权才能维护唐朝统治。从北魏中期到唐中期，经济上的一大变动是实行均田制。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颁布均田令和租庸调法。唐初，自耕农增加，其经济地位略有改善，农民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随着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唐朝在开元年间进入了全盛时期。唐朝均田制的实行，使国家掌提了大量的土地、人口、税收。
唐朝又在均田制的基础上行府兵制。这一强大的军事力量，维护了唐前期一百多年的稳定，这些都为唐帝国中央集权提供了物质基础。唐代三省制是秦汉以来中央集权官制发展的结果，是君权与相权矛盾斗争的结果。
——摘编自刘曼春《论唐代三省制》
材料二 美国1787年宪法前三条的各自第一句话连接起来就是美国“三权分立”的宪政总轮廓。根据宪法规定，总统享有行政、军事以及部分立法大权，战时可以行使“独裁”权。根据宪法规定，立法权本来属于民选的议会，为了避免众议院为民众所挟持，宪法特别设立了每州由2个名额组成的参议院，以此对众议院进行制约。而且众议院议员任期2年，参议院议员任期6年，后者完全可以与前者抗衡。这样，民众的大多数通过众议院发挥作用的渠道也就被封杀了。根据宪法规定，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法官由总统任命，其任职是终身制的。它能利用解释一切法律的权力，例如，可以宣布大多数民众主张或者制定的法律“违宪”“无效”。他们经常宣布废除不利于美国统治阶级的立法，这在美国历史上被认为“起了特别反对的作用”。
——摘编自刘书林《试论美国“三权分立”模式的本质及局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实行三省制的背景并分析其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美国“三权分立”模式的本质及其局限性。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权力的制约与平衡”的理解。
材料一 唐朝时期国力强盛，对外贸易内容与性质已经发生变化，不再局限于政治色彩浓厚的朝贡贸易，繁荣的外贸要求规范的管理。开元二年（714年），唐玄宗在广州设立了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职官——市舶使。市舶使也称“结好使”，其地位与作用类似于清朝的“海关监督”。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对外国船只征收的吨税），禁珍异，蕃商有以欺诈入牢狱者”。但“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自为交通。不得重加率税”。
材料二 两宋时期，为了加强对日渐繁盛的对外贸易的管理，并增加外贸税收，宋朝开始制定专门的对外贸易法规。元丰三年（1080年），宋神宗制定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独立的对外贸易管理法规——《广州市舶条法》。该条法作为广州市舶司运行经验的总结，其内容包括提举市舶司的职责、贸易管理、外商保护等具体规定，已经具备一定的系统性。该条法虽然是针对广州市舶司制定的，但由于“令全国各口岸城市市舶司执行”，因此促进了宋代对外贸易管理法制的整体发展。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朱腾伟《清朝广州十三行法制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朝市舶使的职能并分析其设立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朝时期外贸管理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