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1857年末改革诏令发布之后的短短三年时间里，沙皇依靠高效的官僚机构搜集和整理了大量资料，并且制定出相当完备的改革法案。这表明历史积攒的隐性力量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力量既来自农奴制的思想危机和克里米亚战败后的政治危机，也来自于19世纪上半期俄国政府在农民问题上的不断改革。索洛维约夫说：“如果改革大业不是在专制皇权的主导下开始，那么反对派的实力将会强大得多，并会将改革完全倾覆。”在制定改革方案的过程中，亚历山大二世发挥了主持者和平衡者的作用，并且成为最终的仲裁者。他促使贵族主动提出改革，在形式上保障了贵族对改革的参与权，使得改革没有变成贵族与沙皇的公开冲突。在最为关键的土地和赎买问题上，亚历山大二世表达了平衡地主与农民利益的公正立场。在政治斗争中，他对贵族和政府的方案都采取了模糊立场这就保证了贵族对沙皇的信心，同时转移了斗争的焦点。最终在沙皇的保护下，编纂委员会（改革的中心机构）的主要成果得到保留。
——摘编自张广翔等《再论亚历山大二世与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俄国1861年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俄国1861年改革的特点。
材料 1917年革命前，俄国学者普遍对改革的评价较为积极，认为改革是整个19世纪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为俄国未来社会和政治进步奠定基础。也有学者对改革持负面评价，司徒卢威认为劳役制经济在繁荣发展时遭到废除，改革无法从本质上改变地主和农民的经济关系。苏联时期以来的学者，认为改革引发了国家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决定了俄国未来的政治及社会经济发展方向，唤起了民众对自由的渴望。但法令包含的掠夺性内容以及改革对农民和贵族造成的经济后果也备受学者关注。科尼亚杰夫等将改革与社会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认为改革使人民群众陷入赤贫状态，社会主义思想在俄国获得了空前的认同和支持。
——据张广翔《俄国学者关于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的争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不同时期俄国（苏联）学者对俄国1861年改革的共同认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俄国（苏联）学者对俄国1861年改革产生争论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