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代表耆英在与英交涉时，曾在奏折中提出：“务求上持国体，下顺夷情，通盘筹算，以为永绝祸根之计”的外交建议。而在1843年初，两广总督耆英和钦差大臣广州将军伊里布，先后上折提出“与其守旧章致我棘手，莫若因势利导，一视同仁”。他们的意见和应对之方，触动了道光帝求和自保的心态，于是宣布“自应于俯顺夷情之中，示以限制”。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在国内外矛盾及压力的双重打击下，逐渐与西方靠拢，洋务派的兴起并取得外交实权，最终促成合作政策并肯定了条约体系。深层次则体现了清政府天朝中心观的动摇及近代世界观的产生。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授权李鸿章与列强商谈议和，提出“量我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求和的原则，表明大清帝国从此在事实上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附庸。

——摘编自李敏《试论中国近代外交政策的转型》

材料二   冷战终结后，在相当一部分美国人中盛行着如下一种心态：冷战结束了，美国胜利了，现在是美国解决自己国内问题的时候了，主张美国应该保持其行动自由和战略独立性，远离外部冲突和战争的新孤立主义。然而，共存于世界环境中，当一些地区发生战争把美国及其盟国连接起来时，美国的一部分人则主张尽可能地采取国际多边行动，尤其是联合国在协调威慑和打击侵略方面应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的另一些派别认为，美国要聚集起足够的力量和意志来保持国内和国际和平，保持美国作为单极世界中无可争议的领导者，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海外平衡正是一种适应正在出现的多极化世界的战略。还有一些支持者对冷战后美国的世界地位感到乐观，认为美国今天是唯一的世界超级大国，它“享有战略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支配地位”，具有霸权影响力和权威，因此要研究如何保持美国的优势地位。

——摘编自任晓《冷战后美国重塑外交战略》

材料一   19世纪，德国的黑格尔构建起“欧洲中心论”的基本框架。他认为，只有欧洲和欧洲民族才是“世界历史的中心”。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非欧国家历史地位的提高，西方一些历史学家逐渐意识到了“欧洲中心论”的幼稚与荒谬。尤其是二战以后，随着世界一体化趋势的增强，建立在“欧洲中心论”基础之上的西方史学体系遭到了猛烈的冲击，西方史学界进行了认真反省与思考，一些学者如汤因比、斯塔夫里阿诺斯开始用全球文明的视野来重新考察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摘编自马世力《也谈“欧洲中心论”》

材料二   近年来，史学界越来越重视对世界历史的整体研究，有关全球史的论著不断涌现。在全球史的起点这个问题上，主要存在着三种不同意见：一是15、16世纪，二是17、18世纪，三是20世纪。这三种意见的共同特点是认为全球史是在人类历史发展到某一阶段时才形成的，而不是在人类历史一开始就产生了全球史。

——摘自张一平《全球史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