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均田制的破坏导致租庸调制无法实行，政府税收难获保证，而诸多藩镇不纳贡赋，对藩镇用兵又耗费巨大，更是加重了财政负担，遂使唐朝的财政陷于严重危机。整顿财政，改革税收制度，成为唐朝的当务之急。唐朝全面的赋税制度改革，是在德宗时实行的。针对土地兼并严重，佃户、客户、逃户、隐户众多的现状，宰相杨炎制定两税法。两税法的基本精神为：无论是原住户还是外来的客居户，一律编入现居州县的户籍；赋税征收不再以人丁为主要依据，而以土地财产为主要依据。

——摘编自王家范、张耕华等《大学中国史》

材料二   家庭承包经营显现出相应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小规模的家庭分散经营难以产生规模经济效应；二是小块田地分散经营……不利于农业科技水平提高；三是农地产权确权不明，缺乏土地相关处理权益；四是分散的小农经营无法克服农业生产的盲目性，信息不对称增加了交易成本和农业生产经营的不稳定性，难以适应现阶段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基于以上问题，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农业经营体系的完善与发展。2005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从2006年1月1日起废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在中国存续两千余年的农业税被彻底废除。

——摘编自顾海英、王常伟《从耕者有其田到乡村振兴——中国特色“三农”道路的探索与发展》

材料一   到战国中期，随着人口的增加，井田制度已经败坏，公地私有化成普遍事实。当时的知识界对此分歧很大，道家、儒家都视之为“礼崩乐坏”的根源，强调要恢复井田制。商鞅则反其道而行之，宣布废除井田制，允许民众开荒耕作、买卖土地，这自然大大激发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使变法的“农本思想”更加得以光大。显然，在先秦时期，粮食是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商鞅的一切变法都以此为根本，这可以说是典型的“唯生产力论”。“废井田，开阡陌”是中国土地史上的重大变革。

——摘编自崔光宇《商鞅的土地制度改革》

材料二   中共通过土改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与理想，是一场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变奏。这主要体现在：第一、通过土地改革运动将约七亿亩土地均分给三亿多名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将农村生产力从封建土地制度和宗法关系中解放出来；第二、土改在剥夺地主阶级物质生产资料的同时，也使其失去了在乡村社会的政治地位，由此国家政权在基层建立起新式基层组织。

——摘编自李康、邓宏图《土地改革、国家能力建设与工业化资本积累》

材料三   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之前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大跃进”背景下逐渐脱离当时的客观条件，严重地挫伤了社员生产积极性，使得农村生产力受到灾难性地破坏。党中央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实行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的形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纠正长期存在的管理高度集中和经营方式过分单调的弊端，从而大大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较好发挥劳动和土地的潜力。与此同时，“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逐步解体，党政分开的乡镇政府管理体制逐步建立起来。

——摘自章宏楼、高雪萍、张予涵《我国土地改革历程与现状分析》

材料 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对农业体制改革进行了“修补”，但整个农业体制并无大改。在整个国家都处于一种改革走向停滞的状况下，加上集体农庄对农民的保护，苏联农民已然习惯依附于集体农庄制度，对改革亦不感兴趣。同时期的中国，由于“文革”造成的严重后果，不仅让中国领导人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也让中国农民自发地成为改革的推动者，·······中国农业体制的变化打破了以往集体统一经营的方式，以此为起点，逐渐走上了一条成功的渐进改革之路。

——摘编自赵健《20世纪70-80年代中苏农业体制比较研究》

材料   粮食是战略资源，粮食流通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作用。1979年，国家将小麦、稻谷、谷子、玉米、高粱、大豆等六种粮食统购价格提高20.86%。1982年，在坚持统购统销前提下，国家统购的一、二类农副产品由1981年的113种减少到60种。1983年，除少数重要农副产品外，允许多渠道经营粮食。国营商业积极开展议购议销业务，参与市场调节；供销社可以灵活购销；农民完成统购任务后，可以进城经营。这一阶段改革，粮食流通由计划向计划市场相结合的调节转变，但受计划经济影响，尚未触及粮食统购统销体制，市场作用十分有限。农村改革和国家提高粮价，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粮食产量逐年增加，粮食短缺状况逐步改善，为进一步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摘编自《1978年以来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材料一   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苏区合作社不仅是一个经济组织，还是一个战斗组织。合作社的经济功能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解决红军家属在生产生活上的因难从而保证"扩红"运动的顺利开展；二是生产和收集粮食、筹集物资以满足前线需要。合作社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为查处和清除混入合作社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腐败分子，维护贫困农民在合作社中的地位，保证合作社的纯洁性。

——摘编自易棉阳《中央苏区合作运动与相关革命运动的关系研究》

材料二   1950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届代表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草案）》等重要文件，成立了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的合作社。经过最初几年的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已有社员1.5亿，供销社在全国形成了一个上下连接、纵横交错的全国性流通网络。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合作社快速推进，1951年成立互助组，1953年开始大规模推进初级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建设，1957年后，人民公社在广大农村逐步建立。

——摘编自彭远国《中国供销合作社历史变迁与制度创新研究》

材料三   1984年，供销合作社在恢复“三性”（群众性、民主性、灵活性）的基础上，深入进行了以“全民”变“集体”，“官办”改“民办”为核心的改革，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发展多种经营方式，发展农村商业网点。1995年，党中央、国务院明确了供销合作社的性质、宗旨、地位和作用，并决定恢复成立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我国的供销合作社进入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摘编自张希深《中国供销社发展研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