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贵州省湄潭县城关区有一家农民办的豆腐坊……

1983年4月，农民何克荣办了一个豆腐坊，（这个豆腐坊）解决了县城居民吃豆腐难的问题还安排了10多名青年就业……（这些从业人员中）15个是农民，另外两人一个是外县的，一个是城里待业青年。

……

这个豆腐坊却引起一番争议，争议的问题有二

一是有人认为请帮手超了杠杠。在豆腐坊从业的17人中，连何克荣在内有4人出了本钱，其余13人出劳力。因此，何克荣等4人是业主，请了13个帮手，数量超过了政策规定。

二是有人说利润分配不合理。据了解，这个小作坊从开办后，每月盈利700元左右，1983年4~12月实际盈利7200元。……何克荣本人可得5495元，另外3个出了本钱的农民分别各得850元、623元和232元。而一般工人每人只得57.6元的工资和补贴，没有参加分红。据此，认为剥削太重。

有些人不同意上述意见……

有人算个账，何本人没赚多少钱。比如，原料（黄豆）是议价购进的……税收是按产值计算的，交5%的工商税……3%的工商管理费……盈利要还贷款和贷款利息，还要留些作流动周转金……真正到手的钱很有限。

——许海（贵州遵义地区农业局）《一个民办豆腐坊引起的争议》《农业经济丛刊》（1984年03期》

据《渔民村村史》记载，渔民村人最早是漂泊在东莞一带的水上人家。这些被称为“水流柴”的东莞人路过罗湖桥时，无意间发现深圳河水清鱼肥，于是决定住在这里打鱼。近代以来，尽管这片土地与香港近在咫尺，但却异常贫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政府的鼓励下，渔民们开始上岸盖草棚、辟鱼塘，开始定居生活，然而生活依然非常清苦。

改革开放春风吹来，渔民村的村民们开始展开小额贸易，组建运输车队和运输船队，发展养殖业，随后办起了来料加工厂。渔村逐渐富裕起来。1992年，随着全市进行农村城市化改造，渔民村人一夜间变成了市民。原本的村集体企业也变成了股份制公司。由于外来人口增多，不少村民乱搭建住房用于出租，导致缺乏管理，村里卫生很差，污水横流，老鼠乱窜。2001年起，渔民村开始改建工作，新建了综合楼和小高层，成立了物业公司专门管理房屋出租。2008年后实行智能化社区管理，成为城中村改造的样本。

——摘编自凤翔《深圳人与深圳精神》

材料一   18世纪中叶后，议会通过的圈地法案迅猛增长，六七十年代约900项，1793~1815 年间约2000项，导致敌田或公地占比持续下降，农场的平均规模由17世纪的59英亩达到18.世纪的77英亩。期间，大农场饲养品种更为优良的牲畜，如良种绵羊:使用更好的农具，如到1808年配件易于更换的标准化铁犁开始投入使用，推动了铁犁全面取代木犁的进程。马拉播种机、马拉锄与脱粒机相继发明与改造；购买更多的肥料；四圈轮作制以及甜菜、马铃薯、油菜、萝卜、目蓿等作物得到极大推广。

——摘编自刘金源 (《农业革命与18世纪英国经济转型》

材料二   在联产责任承包制度下，土地使用权被一村一村地均分给村民，农业收入虽然很低，即便是最贫穷的农民也占有承包地的使用权利，其所起作用相当于一个生存的安全网，防止了完全的无产化。在青年农民外出打工的同时，部分中年以上的农民或妇女，可以继续耕种其家庭承包地，保有其使用权。因此，无户农业工人在中国仍然比较少见。

——摘编自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