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基于对国内主要矛盾和国共内战局势的系统性认知和整体性研判，党对这一时期的农地政策进行了策略性调整，即在具体政策实践中支持农民的土地诉求，但并不公开宣传这种“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实践。这一策略性表达的主要目的在于，既保持同农民阶级的密切联系，又避免过早刺激反动派的警惕性。而内战形势的逆转使得决策者的整体认知再次发生转变，领导集体认为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随后出台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提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材料二   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转变所需要的原始积累主要来源于农业剩余。然而，小而分散的小农经济无法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提供农业剩余。决策者由此而形成的基本认知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上的小农经济难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将农民和土地有效地组织起来，可以解决传统小农经济的分散化劣势，而农业合作化正是对小农经济进行组织化改造的重要方式。通过制度化的“以农补工”，农业合作化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当然，这是只是农业合作化的一个面向，其另一个现实考量是消除农业经济两极分化。

——以上均摘自万方亮《认知视角下中国农地政策的百年演进历程》

材料   土地改革后，我国农村农户一年的劳动成果，除了扣除补偿生产资料的消耗和交纳国家的农业税外，绝大部分用于全家人的生活消费，农户不仅不可能持续地扩大再生产，有时连简单的再生产也难以维持。1953年和1954年农业生产增长速度下降，工业生产增长速度也随之下降。1955年，仅棉纱、棉布、卷烟，麻袋这四种产品的减少，就使全国工业增长速度降低4%。当时广大农村，高利贷者日益活跃，雇工剥削的现象逐年增长，租佃的农户不断增加，土地买卖日趋严重，新富农到处出现。如果让两极分化发展下去，广大贫下中农仍将逐步失去生产资料，走向贫困破产的深渊。1955年制定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再一次强调：“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保证农业生产力的增长。”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工作，而实践上一般地说也能做到初级社比互助组增产，高级社比初级社增产，因而农民在合作化的过程中，每前进一步就能够相应地增加收入，从而调动了他们参加合作化运动的积极性。

——摘编自王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