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经济政策并不是在丰富理论基础上被提出的，而是作为应急性政策被迫实施。其执行之初便被认为是一种“退却”。该政策放宽了出租土地和雇佣劳动的限制，使得贫雇农与富农的阶层分化日益严重。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斯大林指出绝对不能指望农民可以自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速度发展较慢是 1927年粮食收购危机重要诱因，其出路“在于农业方面由个体农民经济过渡到集体的公共经济”。在暂时的国际和平随时可能转为危机的压力下和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中，苏联为寻求原始积累的来源以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最终以苏联模式取代了新经济政策。

——摘编自牛舒婷《苏俄新经济政策结束原因再思考》

材料二   苏联模式以国家政权为核心，以党中央为领导者，以各级党组织为执行者，以国家工业发展为唯一目的，以行政命令为经济政策，以行政手段为运作方式。与 1922年相比，1940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增长10倍，工业产值增长23倍，农业产值为原来的2.1倍，铁路运输货运周转量增长22倍，固定资产增长23倍，基建投资增长25倍，工人和职工数量增长4.4倍。其代价则是农业经济和消费品生产长期落后，并使苏联出现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至20世纪70年代，当世界科技在飞速发展时，苏联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却受到压制，并不可避免的出现经济停滞。邓小平曾说过：“（社会主义）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摘编自列·伊·阿巴尔金《苏联经济的命运、矛盾及其发展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