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后，在苏联推动玉米的扩种工作。1960年，苏联玉米播种面积达到2800公顷，1962年又扩大到3700公顷，在日光不足的高纬度地区，农民也被迫种植玉米。1959—1962年，农产品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7%；1963年，则为负增长，按价值计算的总产量低于1958年的水平，国内的面包供应出现了严重困难。严重缺粮和缺饲料，导致苏联农场大量屠宰牲畜，结果使得肉、油、蛋及其他产品严重缺乏。到1964年，肉类产品在各地几乎普遍出现长时间脱销。

——摘编自陆南泉《苏俄经济改革二十讲》

材料二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在改革农业管理体制和发展农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于1969年制定了新的《集体农庄示范章程》。从1965年起，国家实行“固定收购，超售奖励”的办法。同时，大范围地提高收购价格。对庄员实行有保障的劳动报酬制度，对个体农牧副业发放银行贷款，减少税收，放宽私有牲畜头数，扩大拥有宅旁园地的居民范围，放松农庄市场价格。大量增加农业投资，用以解决农业机械化、化学化、电气化、水利化和土壤改良等。同时，注意建设农产品商品基地，加强农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1966—1970年，苏联农业总产值年增长率达4.2%，较1961—1965年提高1.9%。1981年，苏联的小麦、甜菜、土豆、牛奶等产量已居世界第一位，棉花、肉、蛋的产量居第二位，谷物产量居第三位。但是，苏联农业落后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国家统得仍然过多，“吃大锅饭”问题仍然存在。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史·下卷》

材料一   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列宁强调，“只有共耕制才是出路，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过渡到共耕制，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战时共产主义结束后，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首次表述了他的合作社思想，指出“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农业合作社），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以及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展开，列宁对合作社的认识逐渐深化，其合作化思想也逐渐完善起来，并对后来产生了一系列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曹英伟、卢婕《列宁农业合作化思想及其对中国农业改革的意义》

材料二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当局在发展农业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但还是跟不上国内需求的增长。从“九五”计划（1971—1975年）期间农业的执行情况看，农业产量的增长率就已经放缓了，“十五”计划期间农业的表现更糟糕。“九五”和“十五”计划期间，谷物产量的增长都比既定指标差多了。为了弥补国内消费的短缺，苏联不得不大量从国外进口粮食。苏联购买的要在1972年7月1日到1973年11月1日交货的粮食已大约有3100万吨，它的硬通货价值在20亿美元以上。整个“九五”计划期间，谷物净进口为 5500万吨，“十五”期间达到1.02 亿吨。从 1973年起，苏联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粮食净进口国。

——摘编自赵健《20世纪70—80年代中苏农业体制比较研究》

历史是由无数个片段组成的，每一个片段都不是完美的，都是复杂多面的，但是它们对整个历史都有其阶段性的价值。特别是那些形成历史逻辑的关键环节，应当予以必要的肯定。当我们批判历史上的每一个不完美的片段时，都不能完全否定它在历史链条上的价值，甚至也需要找出它之所以发生的“理由”。这历史尽管不是笔直的，但却是进步的；尽管是非线性的，却是螺旋上升的。我们只有深入当时的历史条件找出造成历史灾难的因素，也找出曾经的思想闪光，尽管这些思想成果并不完美，甚至当时也未能达到社会共识，但也是我们不断认清事物的一个过程，否则不可能一步达到真理。历史研究也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是在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找到可以借鉴的东西，从而最大程度地避免曾经发生过的社会灾难。

——（杨利川《我对保守主义的思考》）

材料一   新经济政策实施后，以其温和性和包容性化解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施后期产生的诸多问题，逐步扭转了刚性有余、柔性不足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给苏俄带来的不利局面，使得整个社会发展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转变。新经济政策是“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工农业雇佣工人占大多数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采用的”。

——摘编自舒新《新经济政策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迪再探》

材料二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些国家的新一代领导人在回到欧洲去的强大思潮中，不是继续寻求社会主义改造的新路，而是盲目崇拜、全盘肯定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在这种形势下，西方国家凭借第三次科技革命发展起来的实力，实施“超越遏制”战略，……结果，在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社会主义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摘编自黄宗良等《斗争·合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