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首先，力量对比的变化是赫鲁晓夫和平共处理论的前提条件，……二战后，东欧和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相继建立，使社会主义形成世界范围的体系，达到了世界领土的26%和人口的35%。第三世界爱好和平的中立和不结盟国家的成长壮大，使社会主义阵营在反对新战争和维护世界和平方面有了可靠的同盟军，国际舞台上开始出现由欧亚两洲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广大的“和平地区”。

其次，苏联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强是赫鲁晓夫和平共处理论的客观依据。苏联的第五个五年计划提前8个月完成……农业前景同样使人感到乐观……苏联军事力量也有明显增长，在核武装及共运载工具上的进展使苏联“掌握了抵制战争力量的东西。”

第三、武器的破坏力使核时代的和平共处有了更为迫切的必要性，它使人们重新思考把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的可行性。在这种情况下，强调防止战争及和平共处具有明显的人道主义性质。和平共处对人类命运和各国人民生命财产的关注使之有可能赢得广泛的支持。

——梁智华《论赫鲁晓夫和平共处的理论与实践》

材料二   苏联剧变的根本性原因是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也就是说，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弊病太多，已经走不下去了，已走入了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应该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中去寻找。对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亦应从制度中去寻找，而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某些领袖人物。……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特定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的，后来不断巩固与发展，二战后还推行到东欧各国。在1933年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后，苏联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里利用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保证了经济高速发展，在其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时，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基本上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的弊端也在发展，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离科学社会主义越来越远。

——陆南泉《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和中国应吸取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