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传统的汉文文献认为中国人种起源于中原地区，然后向周边扩散。明代中西交通后，一度认为西方文明来源于中国。19世纪末，随着中西交往的加深，“中国人种起源”作为一个特殊的“问题”出现。1894 年，法国人拉克伯里在其出版的《早期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中，列举了中国和古巴比伦在天文历法、语言文字、科技发明和政治制度方面近百种相似之处，断定中国文明是从古巴比伦东迁而来，即“西来说”。中国的一些学者，如刘师培、章太炎、丁谦、黄节等人都曾著文介绍这一学说，从中国古籍中搜罗证据，为之证明。由此，西来说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学说，被较多的中国人所接受。到了20世纪20年代，西来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怀疑。缪凤林分析了当时认可中国人种西来说的原因：“中土学者，于此新来之说，复不能审思明辨……甚且并巴比伦史亦不知研究，徒拾彼等所说之一二以相矜夸。”但这些怀疑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这种向西方寻求民族自信心的民族溯源，随着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和民族意识的高扬，以及大量考古发现的出现，终至抛弃。
——据刘超《危机与认同:中国民族溯源研究》
根据材料指出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界对中国人种“西来说”态度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评析。
材料 社区发展
中文“社区”一词由费孝通、吴文藻等人从“Community”转译过来，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 阶段 | 表现 |
| 1950年代到改革开放初期 | 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社区自治缺乏。 |
| 20世纪80、90年代 | （1）1985年开始，民政部门首次将“社区”概念引入城市管理，开始倡导和推动社区服务工作；1987年社区服务开始在全国推广。 （2）1999年，为向全国社区建设提供典型经验，民政部制定《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工作实施方案》，在全国确定了11个城区为首批“社区建设实验区”。 |
| 21世纪以来 | （1）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颁布，随后社区建设开始在全国推广。 （2）2004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组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颁布，社区建设从民政部主导的以社区服务工作为主要内容，上升到基层政权建设的高度。 （3）2010年开始实施的《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表明了我国对强化群众自治的肯定，物业管理企业的介入大大推进了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 （4）民间自发的实践活动丰富多彩，如大学生的返乡实践活动，城市业主委员会居民自治组织等。 |
| 未来发展展望 | 构建中国特色的社区发展之路：目标是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关注弱势群体的进步；核心是既强调在过程中必须有当地居民的参与，也强调结果是让居民生活得更好。 |
——据李东泉《中国社区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展望》、李嘉靖《城市社区管理模式评析及中国社区管理机制初探》整理
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社区发展的趋势，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市镇统于州县，例无设官”。为解决治安与税收上的困难，明清两代在江南市镇派驻巡检司、税课局等专职机构，但派驻到市镇的官员数量有限，难以承担市镇的公共管理与服务。于是，江南市镇自发形成了各类功能性自治组织，如规范本镇本行业交易活动的行会、维持治安的保甲、负责慈善事业的义庄等，事类不一，互不统属。这些组织往往由地方宗族力量主导，同一功能的自治组织之间亦有地域分割的痕迹。各市镇有自办的公益性学校，有独立的城市保护神——城隍，有完整的市镇历史记载——市镇志，表明市镇已经成为一个相对自足的文化共同体。
——据武乾《官治夹缝中的自治：明清江南市镇的非正式政体》
材料二 中世纪晚期，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为提高自己的地位和改善日常生活，城市居民不断抗争。封建领主在收取市民们支付的赎金后，向城市颁发具有政治契约性质的特许状，给予其各项自治权利。城市行会、市政当局、市议会等自治组织逐渐发展起来。行会制定规章，训练工人的职业技能，控制产品的质量、价格，为社会福利积累资金，并通过礼拜天祈祷和节日游行等公共仪式鼓励市民对行会和城市忠诚。市政当局支持行会采取限制性措施，市议会核准行会规章，城市法庭负责追捕违规者。城市生活受到更为复杂的正式规则的约束，市民也更多地承担了公共卫生和公共秩序等责任。
——据陈灿《论走向近代的英国城市职业市场变迁和行业规则的完善》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江南市镇与英国城市在自治发展上的相同原因及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明清江南市镇自治与英国城市自治的不同之处。结合所学知识，对二者的走向加以评析。
材料 中国革命前途重要的问题，毕竟不在对内而在对外。军人的威息，看似扰乱了中国好几十年，然这一班并无大略，至少是思想落伍，不识现代潮流的人，在今日的情势之下，复何能为？对外的难关，仍成为我们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所以中国既处于今日之世界，非努力打退侵略的恶势力，决无可以自存之理。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努力于外交的改进。废除不平等条约，已定有办法。关税业已自主。取消领事裁判权，亦已有实行之期，租借地威海卫已交还。租界亦有交还的。然在今日情势之下，此等又都成为微末的问题。我们当前的大问题，若能得到解决，则这些都不成问题；在大问题还没解决之前，这些又都无从说起了。在经济上，我们非解除外力的压迫，更无生息的余地，资源虽富，怕我们更无余力可沾。在文化上，我们非解除外力的压迫，亦断无自由发展的余地。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
结合材料与所学知识，提炼材料中的观点并进行简要评析。（要求：对材料中的观点可以赞同、反对或另有观点，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清楚。）材料 江南制造局成立后，一直是中国工业的骨干企业，尤其为晚清中国近代造船技术的进步贡献良多。一批中国早期技术工人也在这里应运而生，史称中国产业工人的摇篮。1884年，云贵总督岑毓英从沪粤闽等地雇来工匠，开办了云南机器局，制造弹药并修理枪炮。1890年投产的贵州青溪铁厂，也从"上海采购机器招募匠工"。
189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投产，这是中国第一家近代棉纺织厂。张謇在南通着力创办大生纱厂，其建厂初期的劳动力绝大部分来自附近乡村，而技术骨干则主要招募自上海。1908年，"以抵制杭州城内售卖之洋纱、进口棉布、印花布为目的"，当地商人集资开办股份制织布厂，"赴上海购置纺纱机，正加紧准备开业"。
——摘编自戴鞍钢《技术进步与晚清社会变迁》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晚清时期中国的生产“技术进步与传递”进行评述。（要求.表述成文、论证充分、逻辑清晰）
材料 1902 年，清廷颁布新学制，启动教育近代化改革。对历史教育在新学制中的地位和作用，主持制定《奏定学堂章程》的张之洞指出： “以忠孝为本， 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而后以西学授其知识，练其艺能……”1904年，清政府在教育改革的分章程中将历史教育的内容和目的确定为“尤宜多讲本朝仁政”，使学生知晓本朝“列圣德泽之深厚”。与清廷教育改革大略同步， 梁启超、章太炎等知识分子掀起了“史界革命”， 产生了深远影响。梁说：“前者史家， 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碟；近世史冢，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 唯阐发“民族英雄”的光辉事迹，激发国人“民族情感”，实施“民族主义救中国”。于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抗元死节的文天祥，晚明反清志士史可法、郑成功都被纳入民族英雄的范畴。
于是，晚清官方宣扬“本朝列圣德政”的历史教育被彻底淹没在民间“史界革命”的大潮中。
—－据腾讯历史《转型中国第39期：史界革命》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晚清历史教育改革” 进行评述。（要求：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表述成文）
材料 1932年11月，《东方杂志》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发出约400余份通启，征求两个问题的答案:“(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 (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1933年1月1日《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特刊号刊出了142人的240个梦想。这240个梦或长或短，代表着那个时代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于“未来中国”的认知。
（1）“他们——工人和农民和一切劳苦大众同盟在一起猛向着帝国主义及其在华黑暗势力作无情的搏战”。(中山大学教授 何思敬)
（2）“不是昏庸老朽的中国，将是勤劳大众的中国，不是剥削阶级的中国，将是中华民族的自主的中国,不是帝国主义者奴役的中国”。(新闻记者 楼适夷)
（3）“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打破一切民族和阶级的区别,全世界成功为一个大联邦。……一切平等,一切自由。”(中央监委委员 柳亚子)
（4）“人类无怨，以崎大同”(画家 徐悲鸿)
（5）“真正的平等的，和平的新国家”(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企业家 张相时)
（6）“中国一变而成为东亚强国。”(山东省督学 徐伯璞)
（7）“中国将为世界和平之天使,真正人的生活的建筑者。”(作家、翻译家 曾觉之)
（8）“实行计划经济。把中国工业化、电气化,把农业集体化、机器化。把私有资本的成分渐渐减少,到最后是经济组织完全社会主义化。”(读者 张宝星)
（9）“没有榨取阶级，也没有被榨取阶级……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生活周刊撰稿人 毕云程)
（10）“我理想中的中国是能实现孔子仁的理想，罗素科学的理想与列宁共产主义的理想的。”(清华大学教授 张申府)
——以上据《东方杂志》1933年第30卷第1期整理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中国的梦想”的建构。
9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这是一幅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发展简图，它体现了中国近代前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发展进程。
根据简图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发展。
（要求：观点明确，对该简图表述赞成、反对或另有观点均可；运用材料中的史实进行评析，史论结合）
材料 《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征文活动
1932年11月，《东方杂志》发起“于1933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梦”的征文活动。旨在征求两个问题的答案:第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第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
主编胡愈之在征稿信中说:“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征“梦”活动反响热烈，截止到1932年12月5日，《东方杂志》共收到回函160余封。1933年元旦，《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推出“新年的梦想”专栏，发表了老舍、郑振铎、柳亚子、邹韬奋、巴金、林语堂等142人的答函。这些大大小小的梦大致分为九类：倾向于国泰民安的个人梦（106人）、民族复兴梦（40多人）、社会主义大同世界梦（30多人）、教育梦（40多人）、开明专制梦（少数几人）、自由平等梦、民主法治梦、噩梦、其他梦。
——据黄苏宜《1933年<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研究》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征文活动”进行评述。（要求：表述成文、观点明确、论证充分、逻辑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