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的君子文化博大精深，影响深远。“君子”初始含义是“君之子”，后引申为“贵族男子”和“统治者”。孔子是实现“君子”含义由“位”至“德”转化的关键人物。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礼记》中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参与治国被认为是君子成功的一个重要标识。古代君子严格遵守君臣、父子、夫妇人伦大道。《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强调自强是君子的内在特点。战国以后，“君子”的词义严格在道德层面稳定下来，忽视了出身、社会阶层和财产等因素，成为仁人志士政治实践、文化追求和道德践履的力量源泉。
——摘编自胡继明《君子——孔子的理想人格》
材料二 绅士风度是英国民族文化的外化，它是英国社会各阶层在向上流社会看齐的过程中，以贵族精神为基础，掺杂了各阶层的某些价值观念融合而成的。在英国，绅士对女士殷勤有礼。绅士对女性的尊重可追根溯源到中世纪骑士时代的情人崇拜，逐步形成“女士优先”的行为准则。英国绅士们喜欢风平浪静的经济生活和不紧不慢的生活节奏。舒适安逸的绅士风度成为英国人的一个弱点：对新生事物缺少敏锐的洞察力与宽容快速的接受能力，而且厌恶竞争。绅士最初指国王、王后、公、侯、伯、子、男等拥有爵位的贵族。19世纪，新兴的工业阶级和商人也跻身社会上层，成为绅士。
——摘编自蔡颖《浅议英国的绅士文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君子文化的主要特点并分析其社会价值。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中国君子文化相比，英国绅士文化的不同之处，并分析造成英国绅士文化不同的原因。
材料 16世纪前后欧洲人向中国文明的学习，先从科学技术开始，这不仅包括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还包括陶瓷、冶金、纺织等技术，以及军事技术和兵法等。之后又逐步深入到文化，即价值观、思想和道德。此时的欧洲诸国，一方面，为了争霸就必须加强实力；另一方面，则是针对天主教罗马教廷的“宗教改革”，强调教徒的个性和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东学西渐”，就有了内在的驱动力。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欧洲人都愿意接受中国文明。封建统治者（包括教会） 对中国是采取排斥、抵制的态度。主张引进并改造、吸收中国文明的，主要是代表新兴资本势力的变革者，他们逐步完成了对中国文明的引进和改造，同时也变革了欧洲本身，欧洲也由此而发达。
——摘编自刘永拮《“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6世纪至18世纪欧洲出现“东学西渐”与中国近代前期出现“西学东渐”现象的相同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6世纪至18世纪“东学西渐”对欧洲社会的重大影响，并谈谈你对“东学西渐”“西学东渐”的认识。
材料一 经过康熙、雍正、乾隆、嘉庆祖孙四代的开拓，中国疆域达到了内在发展的极致。一方面，中国按照自身发展的轨道滑行，国力达到了全盛。在此条件下，清朝于北方通制了沙俄的继续南下，且运用外交手段划定了边界；于南方，运用朝贡贸易体制把欧洲列强的权利锁定在规程所允许范围内。这使得前中期的清朝对其疆域的最终奠定，能够从容地从学理与法理上自我确认。另一方面，无论是沙俄，还是西欧列强，皆是清朝以前中国历代王朝从未经历过的强劲敌手，在此情况下，外来的欧洲式的领土、主权与国际法的概念，即作为各国相互关系准则的对于领土、主权与国际法的界定，帮助清朝确立了中国领土管辖范围的明确界限。
——摘编自于逢春《论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
材料二 19世纪末，美国完成了最大限度的大陆扩张，轰轰烈烈的西进运动扩大了美国的疆域，也使得新增加的疆域有机地融入美国的版图。美国的实力伴随着陆地边疆架构的形成而不断增强，在19世纪末，其工业产值甚至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加之西班牙实力的衰弱，美国抓住机遇，发动并赢得关西战争，谋取了众多海外边疆，开始了海外扩张，由此拉开了美国的海洋边疆架构构建的序幕。在此过程中，美国大力发展海上力量，包括海军和各种舰船。尤其是充分把握两次世界大战的良机，不仅大发战争财，还将国家的军事力量投射到世界各地，建立海外军事基地，控制海外交通要道和各种战略通道，推动海洋边疆架构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摘编自李朝辉《美国的边疆架构与国家发展》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朝与美国在疆域形成中的不同。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清朝边疆治理的意义，并简析现代中国边疆治理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材料一16世纪末至18世纪，欧洲出现了大量介绍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著作和译作，作者和译者大都是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儒家的道德标准推崇强烈的自律意识，即自己希望实现的目标也要帮助别人实现，而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基督教特别是新教同样重视对言行准则的规范，其教义强调克制欲望、努力工作、勤俭节约，通过今世的善功来彰显上帝的恩泽，进而成为上帝的选民，最终得到拯救。欧洲当时处于封建君主专政和宗教神学统治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和思想家从儒家学说中看到了曙光，希望借用儒家思想和理念来解决时政的弊端，推行自己的主张和理想。
——摘编自王倩《启蒙时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
材料二明清之际，《崇祯历书》的编纂和应用，《几何原本》的引进，以及全国大地图的测绘等标志性成果，开启了天文学、数学和地图测绘学等学科向近代科学的转变。尤其是西学重实验、重应用、重理性思维的特点，给中国知识界以深刻的启迪，开始了向经世致用思想方法的转变。而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传入，使中国知识界产生极大的震动，中国并非是世界的中心，在中国之外，世界上还存在许多国家；同时，也并非只有中华文化高明，西方科学文化也有不少地方值得中国学习。
——摘编自林延清《试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期、特点和历史作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儒家思想西传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
材料 鸦片战争前，中国医学界并无明显的中西医界限。然而，在鸦片战争后西医势力逐渐扩大，医界过分抨击中医之弊，一些中医人士起而反击。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医学界的变革深受近代日本医学思潮的影响，在医学领域追随废除汉医、全盘西化的道路。民国伊始，政府摒弃中国传统医学于新式医疗制度之外，以西方医疗卫生体制为范本，重构国家医疗卫生制度，出现了影响深远的近代中西医之争。其中，典型的案例是梁启超与协和医院的“百年公案”——1926年3月8日，因败血症，梁启超入住协和医院。经诊断，割去右肾。之后，小便出血之症稍减，但稍用心即复发。作为社会名流的梁启超，其医疗事件所引起的社会舆论关注是比较大的。但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西医之争，相对来说还局限于学理式的探讨。1941年，当民族危机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而民族主义话语此时成为当时的主流话语时……学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意识形态的争执充斥了文化冲突的话语场。1929年及其以后的中医废除之争，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中国医学界的二元格局。西医虽然把持国家卫生行政且拥有中医无法比拟的学术地位，但也无法让中医全军覆没。这次斗争对中医药界来说既是一次非同寻常的经历，又为其自身的生存发展迎来了契机。
——摘编自郝先中《近代中医废存之争研究》等文章
(1)根据材料，编写一段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某场合中的人物对话。（要求：先写出对话主题，主题要紧扣近代中国中西医关系；对话内容要围绕梁启超医疗案件展开，观点明确；对话过程完整，逻辑清晰）。(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中西医之争也是一场“政治之争”。
材料一 宋代都市中，“瓦舍”之类的娱乐场所相当盛行，其中表演的是名目繁多的杂乐百戏。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宋朝杂乐百戏，有踏球、蹴球、踏索……百戏之类”，体育表演已相当盛行。由于出现大量体育专业表演人员，因此体育性组织——“社”就应运而生。如弓、弩的“踏弩社”、“水弩社”、“锦标社”等。元日走城、元宵走夜、清明踏青、重阳登高等，都已成为全国性的民间、民俗体育活动内容，创造了具有时代特色的体育休闲娱乐活动，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健康、进步。
——摘编自宋旭《宋代市民体育休闲生活的社会学分析》
材料二 欧洲市民体育形成于11-13世纪左右，伴随城市重建和市民保卫城市自治的运动而产生。为了保卫城市自治，市民们组织起来成立体育社会团体组织——“协会”，如“射手协会”、“击剑协会”、“骑射协会”等；市民基于职业不同组成的行会，也定期组织与本职业相关的身体练习和比赛。欧洲市民体育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保卫城市的军事训练、与职业培训相关的学徒格斗和底层市民的节日狂欢等。
——摘编自张爱红等《中古时期中国和欧洲市民体育的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市民体育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世纪欧洲市民体育兴起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和欧洲市民体育发展的共同影响。
材料一:北宋汴京和南宋临安,既是当时全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又是全国性的商业经济中心。像汴京“八荒争凑，万国成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当时汴京城里有不少大型定期交易场所,.而临安城中的行业组织就有414个,这些行业或相对集中在一定区域,或分布在各个街市。宋代以前，太湖流域的县城大多只是小规模的政治据点,至宋代，它们逐新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经济和社会中心，宋代因工商业发展而出现的地区性经济中心城市更是遍及全国，如京兆（今西安）、西京（今洛阳）、福州、广州等，宋代城市格局由封闭转向开放，经济职能增强，城市经济空前繁荣。
——摘编自郭学信《论宋代城市发展的时代特征》
材料二:中世纪西欧城市的出现主要是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城市最早的手工业是为满足城镇及周边乡村居民日常需要的，如铁器制作、皮革珠制和皮具是其基本行业,城市是农产品与城镇手工业产品相交换的场所，乡村的部分农产品也通过城布运往外地市场，农村居民所需的外地商品,也主要从城市市场上取得。如，瑞士莱因菲尔登城的外来商品中,有来自阿尔萨斯的葡萄酒，萨尔茨堡和洛林的盐，在城市工商亚发展基上形成的商品货币关系，以极强的渗透力,对农村经济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侵蚀和瓦解，引起了农奴制和庄因制的解体和崩溃。同时,还从法律道德、社会意识、大众心态等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对乡村施加着深刻影响。
——摘编自刘景华《中世纪西欧城市与城乡关系的转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城市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中世纪西欧城市与宋代城市的不同点，并据此分析城市在推动西欧社会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下令修建了以咸阳为中心的驰道。这些驰道宽22米，路基高厚，以铁锤夯筑得坚实平稳，还在道旁栽种了树木。公元前212年，命令蒙恬主持修建了一条由咸阳向北的“直道”，经云阳、上郡直达九原，全长900余公里。后在云贵地区修“五尺道”，在湖南、广东等地修筑了攀越五岭的“新道”。这样，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交通网把全国各地联系在一起。西汉时，汉武帝继续了秦朝的政策，修建公路以方便各地间的商业和交通。为了发展同中亚、西亚、南亚各国的交往，修筑了令居（今甘肃永登）以西的道路，设置亭驿，便利商旅。
——摘编自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主编《中国古代史》等
材料二 同中国一样，罗马人也是通过建设运输和交通网络完成帝国一体化的。罗马的道路有很深的路基，路旁有围护、排水渠，路面铺设了大块平坦的筑路石，主路宽6—8米，可供双向车辆同时行驶，蜿蜒的山路也有2—3米宽。沿路设置了驿站。公路连接了帝国的各个部分，其中，最著名的公路全长2500公里，沿东北边境从黑海一直通向北海，与多瑙河和莱茵河平行。一条长4800公里的路与北非海岸线平行，许多支线直插南方，商人、士兵通过这些支线可深入撒哈拉沙漠。在地中海地区，罗马人新建了一些道路，方便了这一地区的旅游和贸易。还有一些公路从地中海东部的城镇和港口一直通到帕尔米拉——这是亚洲中心通往西部的最主要的商站。据估计，罗马道路的总里程超过了8万公里。
——摘编自【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著《新全球史》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秦汉王朝和罗马帝国在道路修建上的异同之处。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秦汉王朝和罗马帝国能够在广大区域修建道路的相似条件和积极作用。
材料一 唐宋时期，在商品经济更高程度发展基础上，一批富民乘势而起，形成了“富民社会”。顾名思义，“富民”是占有财富的人。但就富民来说，“虽田连阡陌，家资钜万，亦只与耕种负贩者同是一等齐民”，没有任何特权。因为没有特权，他们主要通过租佃契约实现对耕种者的剥削。伴随国家赋税的征收方式和乡里制度的变革，富民逐渐成为乡村控制的主要力量。中国社会也向流动化、市场化、平民化方向发展。“富民社会”之后，从理论上说，随着商品经济更高程度的发展，市民阶层逐渐壮大，社会将进入“市民社会”，但具体就中国历史的发展而言，明清时期是否已经形成一个市民阶层还是值得慎重研究的大问题。
——摘编自林文勋《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
材料二 14世纪末，经过三、四个世纪的发展，西欧农民经济社会生活状况已大为改观。在此情况下，西欧农村分化出一批精英分子：富裕农民的兴起。“通常他们有相当于六、七年收入的储蓄。他们有很多家畜，很好的家具、器皿，有三、四床鸭鹅被，有地毯、银盐罐、高脚酒杯、一两打的汤匙。”在英国，通过大面积承租领主自营地或者蚕食小农。到16世纪，50％以上耕地已经集中到他们手中。以此为基础，富农在地方事务中的领袖作用令人瞩目。为了打赢一场官司，他们“不惜每人花20英镑，以斗垮一个不受欢迎的领主”。他们改变着乡村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也改变着他们自身。显然他们是一个崭新阶层的前身，一代新人呼之欲出。
——摘编自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兴起背景、发展形式等多个角度概括中英两国富民阶层的共同特点。
（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宋时期富民阶层兴起产生的重要影响。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与英国相比，指出明清富民阶层命运的不同，分析二者命运不同的原因。
材料一 中国思想史的黄金时代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得益于此时丰厚的文化积累，在沉积和发酵了两千多年后，内部的压力已经足够大，加上适当的外部条件，就出现了春秋战国时的文化大喷发、思想大爆炸。
——摘编自王磊《一个黄金时代的形成与终结——对战国百家争鸣现象的一种解读》
材料二 文艺复兴是对中世纪世俗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当然，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它更突出了新兴资产阶级强烈的创新意识和超越精神。登上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迫切渴望一种能够表达他们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新文化，以便同仍然占统治地位的神本主义意识形态相抗衡。而古典文化中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优秀传统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学者张椿年指出“文艺复兴的产生不能脱离中世纪在各个领域内所取得的成就，当然它并不是这些方面简单的数的增长，而是有了质的变化。”
——摘编自[英]丹尼斯·哈伊《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
材料三 近代以来，欧洲与中国间文化交流打破了平等均衡、长短互补的格局，文化交流变成了作为落后一方的中国向作为先进一方的欧洲学习的进程。从一开始就是在欧洲列强对中国侵略和中国反侵略这样尖锐的政治背景下进行的。就中国方面而言，就不简单是一般意义上的落后向先进学习，而是为着寻求解决中国政治危机，救亡图存而向对手学习。随着对于救国方案探讨的深入，中国的仁人志士们对于欧洲文化的注意力，渐渐便转移到了探讨如何对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经济构成进行改造上。
——摘编自丁伟志《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春秋战国时文化大喷发、思想大爆炸的“内部压力”与“外部条件”。
（2）根据材料二，概括文艺复兴运动兴起的历史条件。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