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20年，毕业于日本大阪医科大学的余云岫发表文章，彻底否定中医理论，引发了20世纪20年代的中西医之争。余氏称中医的“阴阳五行十二经脉等都是说谎”，是“非科学的”，要“一切打空”。恽铁樵从方法论的高度揭示了中医理论，回击了余氏的攻击。在他的影响下，许多中医也纷纷著书立说，回应余云岫的挑战。
1925年，教育界决定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遭到了西医界的坚决抵制。此后中西医界关系迅速恶化，西医界称中医为旧医，称自己是新医，将中西医之争视为先进与落后之争；而中医界称自己为国医，称西医为西医，将中西医之争视为“中西之争”。双方讥讽之言与谩骂之词日趋激烈。
1929年2月，西医界代表提出了废止中医的议案。在中医界、舆论界及工商界的努力下，议案未获通过。但中医之生存危机并没有消除。在论战中，中医不合科学之特性已被充分揭示出来。经历了此次生死抗争的中医界不少有识之士，也深刻意识到中医革新、中医科学化的迫切性。
——摘编自左玉河《学理讨论，还是生存抗争－1929年中医存废之争评析》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近现代史知识，对“20世纪20年代的中西医之争”进行评述。（要求：观点明确，表述成文，论证充分，逻辑清晰）
材料 自古时起，中国人便对埃及文明抱有浓厚的兴趣。《永乐大典》等古籍便有对古代埃及的相关介绍，但这些记载几乎都是由番外使节或商人转述而来的。19世纪中期，王韬等人以及清政府派往欧洲各国的使臣们成为埃及访古的首批中国人，他们中的很多人热衷于收藏埃及文物，如朝廷重臣、金石学家端方就曾收购了不少埃及铭刻，这些铭刻中的一部分至今还保存在中国。由于缺乏专业知识，近代早期国人对于古代埃及文明抱有的是一种盲目猎奇的心理。
19世纪末以来，伴随着最新考古成果的传入，作为历史新兴分支学科的埃及学以及相关知识也被大量报纸杂志所刊载。……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知识界掀起了反思埃及历史的高潮。当时的报刊有大量关于埃及反帝斗争和独立运动的报道，如1936年的《知识半月刊》就刊登了《怒吼吧，埃及!怒吼吧，中国!》的文章。穿越时空的阻隔，中国与埃及终于在近代纷乱与动荡的历史舞台上相遇了。
——摘编自张赫名《穿越时空的相遇——近代中国人对埃及的认知与研究》
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评析近代中国人对埃及的认知与研究。
材料 任何文明都有自己的长处，也都有自己的短处，西方文明并不例外。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有些西方人却把自己的文明说成完美无缺，而其他文明则一无是处。在他们眼里，西方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对的，指引着正确的方向；其他文明则从一开始就错了，隐含着天生的“劣根性”。这种说法尽管荒唐，而且越来越不能拿出来登大雅之堂，但它却流传广泛，很容易让一些人信以为真……
西方文明来自西方本土，而不来自西方的上天；西方文明是土生土长的西方本土文明，有许多现象是它所特有的，并非所谓的“普世价值”。
作为中国学者，大可不必像西方人那样只说它的好……我们大可不必盲目崇拜西方，毕竟外国的月亮并没有比较圆。
——钱乘旦《西方那一片土》
提炼材料中的观点并加以评析（任意--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孔子曰:“善人为帮百年,亦可胜残去杀矣。”“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对于如何实现“无讼”,孔子提出的是一套为政以德、为国以礼、为政在人的治理方案,总体上是以德去刑。汉代一些地方行政司法官吏,在社会治理中,综合运用礼教、政教对社会的指引作用及刑罚对犯罪的禁止功能,综合治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解决社会冲突、化解社会矛盾的目的。例如:秦彭“准礼训人,不任刑罚,崇好儒雅,教明庠序”;东汉刘矩稍迁雍丘令,“以礼让化之,其无孝义者,皆感悟自革。民有争讼,矩常引之子前,提耳训告,以为忿恚(愤怒)可忍,县官不可入,使归更寻思。讼者感之,辄各罢去。其有路得遗者,皆推寻其主”等。
——摘自胡仁智《中国古代地方治理的儒家化及共历史启示》
材料二 罗马法是在古希腊自然法理念的感召下,经千余年的历史筛选而鼎立起来的传统私法文化之源,由于罗马法学家一开始就以自然法为指导,诠释着以市民法和万民法等为代表的法律法规,并亲历种种司法实践,在几个世纪中ー贯以往。他]形传统的诉讼指导、诉讼参与、撰写契据,解答司法实践中大量的现实问题,使他们的解答常常必须被审判者所接受,直接作为判案据,这大大推动了罗马法律制度的发展。加之罗马版图的日益扩大,对外文往日愈频繁,国内人际关系越来越趋于复杂,法律的确认和处理已是罗马国家不可替代的必然手段,因此,罗马民间才靠着罗马法学家的活动成了有史以来的“法制帝国”。
——摘编自张蓉蓉等《罗马私法一一自然法的法律表达》
（1）根据材一并结冷所学知识括指出汉代社会治理的发展,并作简要评析。
（2）根据材料一、二比较古罗马与中国古代在社会治理上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产生不同的原因。
材料 传统的汉文文献认为中国人种起源于中原地区，然后向周边扩散。明代中西交通后，一度认为西方文明来源于中国。19世纪末，随着中西交往的加深，“中国人种起源”作为一个特殊的“问题”出现。1894 年，法国人拉克伯里在其出版的《早期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中，列举了中国和古巴比伦在天文历法、语言文字、科技发明和政治制度方面近百种相似之处，断定中国文明是从古巴比伦东迁而来，即“西来说”。中国的一些学者，如刘师培、章太炎、丁谦、黄节等人都曾著文介绍这一学说，从中国古籍中搜罗证据，为之证明。由此，西来说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学说，被较多的中国人所接受。到了20世纪20年代，西来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怀疑。缪凤林分析了当时认可中国人种西来说的原因：“中土学者，于此新来之说，复不能审思明辨……甚且并巴比伦史亦不知研究，徒拾彼等所说之一二以相矜夸。”但这些怀疑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这种向西方寻求民族自信心的民族溯源，随着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和民族意识的高扬，以及大量考古发现的出现，终至抛弃。
——据刘超《危机与认同:中国民族溯源研究》
根据材料指出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界对中国人种“西来说”态度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评析。
材料 历史是一条长河，永远向前流动。在历史的潮流里，转型期是一个瓶颈，是个“三峡”。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变乱的性质，就是两千年一遇的“社会文化大转型”现象，其间死人如麻，痛苦之极。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一日。
搞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质变”.也非一人一代，便可“毕其功于一役”的突变。它是“缓慢”的，经验“累积”的，分“阶段”前进的“渐变”。
它（中国固有文化）要经过一个痛苦的西式“现代化”的洗刷，才能属于转型期以后的次一形态或现代形态。我国固有文明里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孔孟之道、四维八德.无一不需“现代化”的处理始能适应于次一形态的社会。
所谓“西方文明”，非本质优于我“东方文明”也。近300年来西风之所以能压倒东风者，（由于）他们通过这个“现代化程序”，早于我们300年。
——摘编自唐德刚《从晚清到民国》
请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 人民从事物质生产劳动，发明新的劳动工具，生产满足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各类物品，创造出一个“人化的自然”；人民在社会生产和交往中，建立起多种类型的社会关系和制度体系，构建起愈益完善和复杂的人类社会，推进社会形态和历史面貌的更新变革；人民进行精神生产，发展科学文化，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投身社会革命，成为改革创新的主体力量，是社会历史进步的推动者。人民创造历史，并不否认个人特别是杰出人物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个人的历史作用，必须和人民的历史主体作用统一起来理解把握。杰出人物只有满足人民利益、顺应人民愿望、得到人民支持，才能成就丰功伟业、彪炳史册。他们的历史贡献，归根到底要从人民创造历史的总动力中得到说明。
——摘编自颜晓峰著《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阅读上述材料，结合中国历史的相关史实，评析材料中的观点（某一观点或整体观点）。（要求：观点明晰且正确，史实准确，逻辑清晰，史论结合。）
材料 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相比，有两点不同。第一，就时间绵延上讲，中国是由一个人自始至终老在做长距离的跑，而欧洲是由多人接力跑。第二，就空间来说，欧洲文化，起自希腊雅典，由这个文化中心向四面发散。后来希腊衰微，罗马代兴，文化中心便由希腊搬到罗马，由罗马再向四周发散。到近代列强并立，文化中心也就分散在巴黎、伦敦、柏林等地方，再由这几个中心各自向四周发散。所以西方文化，常有由一个中心向各方发散的形态，而且这些文化中心，又常是由这一处传到那一处。
中国文化乃是整个的，它一发生就满布大地，充实四围。我们很难说某一地点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因此西方文化可以说它有“地域性”，而中国文化绝没有地域性存在。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楚）
材料回顾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最可注意的是兼容并蓄的胸怀。哪怕遭逢外来异质文化,也常常能够吸收其精华，融入自己的文化体系;即使一个思想体系趋于独断以致僵化时,也常有内发的修正，使中国文化有更新的机会。中国文化走过了数千年的历程，经历了无数的起起伏伏，从源头的细流，长江大河一路收纳了支流河川的水量,也接受了这些河川带来的许多成分，终于汇聚为洪流，奔向大海--人类共同缔造的世界文化。万古的江河，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
------摘自许倬云《万古江河》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 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 1902 年，清廷颁布新学制，启动教育近代化改革。对历史教育在新学制中的地位和作用，主持制定《奏定学堂章程》的张之洞指出： “以忠孝为本， 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而后以西学授其知识，练其艺能……”1904年，清政府在教育改革的分章程中将历史教育的内容和目的确定为“尤宜多讲本朝仁政”，使学生知晓本朝“列圣德泽之深厚”。与清廷教育改革大略同步， 梁启超、章太炎等知识分子掀起了“史界革命”， 产生了深远影响。梁说：“前者史家， 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碟；近世史冢，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 唯阐发“民族英雄”的光辉事迹，激发国人“民族情感”，实施“民族主义救中国”。于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抗元死节的文天祥，晚明反清志士史可法、郑成功都被纳入民族英雄的范畴。
于是，晚清官方宣扬“本朝列圣德政”的历史教育被彻底淹没在民间“史界革命”的大潮中。
—－据腾讯历史《转型中国第39期：史界革命》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晚清历史教育改革” 进行评述。（要求：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表述成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