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财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日本贵族在信仰上产生了矛盾，并在政治上走向对立。公元646年，代表革新政治的圣德太子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思想文化并实行“大化革新”（即“大化改新”），将唐朝先进的经济政治制度和儒教思想进行广泛传播与学习，发展了以中国政治结构为蓝本的官僚制度，用外来的新文化巩固中央集权。封建制度经过500年左右的发展后，源赖朝开始建立幕府制度，实行“将军—大名—武士—农、工、商”这一严格的身份等级制，要求各个阶层安守本分，并反对一切违背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从镰仓幕府至德川幕府近700年间，武士阶层创建了一种规范性的伦理行为，被称为“武士道”。武士道精神不仅是建立在武士阶层中的道德伦理规范，同时也为各个社会阶层设立了道德标准。
——摘编自于师懿《儒家文化与日本武士道精神》
材料二 自1871年到1945年，中国人对日本的认知和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871年至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为第一阶段，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为这一阶段的代表之作。他自述写作原则是“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从中日甲午战争（尤其是日俄战争）以后至民国初年，中国东渡日本留学者络绎于途。1919年至1945年为第二阶段，蒋百里的《日本人》等为这一阶段的代表之作。1919年巴黎和会上，日本意图攫取德国在华利益，进而窥视华北，引起国人警惕。“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确立“明耻教战”方针，搜集整理中日关系史料，每日在《大公报》上连载一段。1937年9月，蒋百里奉命出使欧洲，他在柏林写成题为《日本人》的小册子。和蒋百里同时期留学日本的戴季陶于1928年写成《日本论》一书，该书从“学问本身”对日本进行了一番研究。
——摘编自陈建云《〈中国抗战画史〉与曹聚仁的“日本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日本武士道精神形成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近代中国研究日本的“两个阶段”的目的，并说明其共同的意义。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从历史上中日之间的相互学习中所得到的启示。
材料 古代中国人建构了一种以自己的文化为中心而达及四海的“天下观”。所谓“海内”一般指有政治文化认同的生活地域，是狭义的“天下”，也就是中国。“海外”是中国政治文化影响不及之处，是广义的“天下”，或可称为“世界”。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元代欧亚大陆因蒙古人的统治连成一片，中国与中亚的联系有所增加。郑和下西洋是贯彻皇帝“以德治海”的理念，体现“德化四夷”的思想，目的不在于探险，也不为扩展海外殖民地，赠予各国的财富只为换取外邦的服顺，这生动地说明了中华文明“达及四海”的天下观。
地中海是个十分独特的陆间海。沿岸各种文明交融、碰撞、分流的历史过程中，也塑造了一种新的世界观，这就是通过海洋联通新的文明的世界观。地中海文明的起点是尼罗河和两河流域文明，而被视为西方文明直接源头的古希腊正是吸收了这两支古老文明，承载了地中海沿岸最重要的文明积累。地中海东部的财富和文明始终是巨大的诱惑。希腊人习惯于把海洋视为抵达新文明的通路，远航的目的要么是贸易、求知，要么是开辟殖民地和征服。
——摘编自王鸿生、苏昊《论中西文明中的天下观和世界观》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中国古代天下观的特点并分析其意义。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方新世界观形成的原因，并谈谈对中西“天下观和世界观”的认识。
材料 晋察冀边区地跨山西、河北和察哈尔三省，大部分地区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人们思想比较守旧，以包办、买卖为特征的传统婚姻制度影响甚广，绝大多数人仍然沿袭着传统婚姻制度。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华北敌后的妇女工作，规定妇女工作“以动员妇女力量参加抗战，争取抗战胜利为基本任务。”晋察冀边区陆续发布了一系列改造传统婚姻制度的法规，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禁止打骂、虐待、侮辱妇女和买卖妇女等，努力提高妇女的家庭、社会地位，以便发动妇女参加抗日斗争。在1939年特别是1940年边区选举中，妇女们普遍参选，据统计，妇女选民一般占妇女人数70%~80%，部分达90%，少数达到100%，并有大批积极妇女当选。晋察冀边区的婚俗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张志永《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婚姻制度改革新探》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晋察冀边区开展婚俗改革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婚俗改革对晋察冀边区的影响。
材料一 儒家认为，在自然变化未萌之先加以引导，在自然变化既成之后注意适应，做到天不违人，人亦不违天，即天、人相互协调。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理想，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道路。春秋时代有"三事"之说∶"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生活丰厚，器用便利，然后端正德行加以节制，"三事"之说兼重物质生活和精神，是比较全面的观点。从历史看，中国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为丰富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从世界看，中国文化是一个独立发展的体系，有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在这发展过程中，虽经常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但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因而成为世界上一个独特的文化类型。
——张岱年《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材料二 "西方文化自希腊以来，大体上是建筑在商业上的，强调物质的文明。盖商业文明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而为流动的、进取的，遂有强烈之战胜征服欲。于是而尚自由、争独立，求民主，此乃与其战胜征服之要求相呼应。其文化，对自然则为天人对立，对人类，则为敌我对立。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文化的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希腊留存后世的文化遗产有哪些。并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的差异。
材料一.明北京城初建时的城郭是方形，符合前朝历代都城的传统形制。但是由于实际的地理状况不可能是均质的，北京城自元大都时期就受到地形与河湖水系的制约，是在理想的范式与现实中调和的产物。明朝由于受到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侵扰的威胁，嘉靖三十二年（）加筑外城。明北京城的中轴线向南延伸，长达8公里，成为北京城最明显的标志。皇宫坐落在中轴线.上，众多中央衙署分列在中轴线两侧，专制皇权对城市乃至国家的控制以这样一种集中的带有象征性的方式表达到极致。
——摘编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德国划分都市为若干区，以定规制。凡楼房之高大，距离之远近、建筑之性质等事，皆随区而定，区中住民所营事业，亦有一定之取缔。如住宅区，不得开设工厂，商埠工场皆有相当地点是也。市之中心，必有公园及公共楼房，如市政局、图书馆等，环聚一处，名为市中心。复于各大道之当眼处，或于数街聚合之点，建立伟大之建筑物，如教堂或戏院者，以壮观瞻。德国都市之规划，亦不仅仅为现在设想，且有预定百年以后之扩张设计者。故德京柏林百年后之扩张至何程度，街道建筑之设施如何，早已有预定之计划。
——孙科《都市规画论》（1919年）
(1)据材料一，概括明北京城建设的特点。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德国都市规划的特点及影响。
(3)据材料简析明北京城与德国都市建设上的差异。
材料一 从16世纪开始，中西文化交流逐渐形成一股潮流。来华传教士将中国的文化典籍、科技工艺等输回欧洲，推动了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融合和吸收。在18世纪动荡的欧洲面前，中国的道德哲学及开明君主专制更是为渴望改革的欧洲社会提供了实践依据。但是，到晚清时期，西方在华传教士和学者更加热衷于构造儒学与现代化不相容的逻辑。中国文化代表着束缚和停滞，而基督教才能带来一种崭新的生活。这种宣传在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知识界广为传播的社会背景下，“西方思维方式（在中国）取得控制地位的日子一定会来到”的预言逐步变成了现实。
——摘编自吴礼明《17-19世纪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分裂》
材料二 鸦片战争前后，国人对西学无统一称呼，多以“夷学”字称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一批有识之士对西方有了比较切实的了解，改变了对西方的偏见，加之有关条约明文禁止称西洋为“夷”，时人对西方文化比较广泛的称呼是“西学”。戊戌变法时期，西学之名日日见诸报刊，但也有人用“新学”概括西方文化，西学、新学之名并行不悖。庚子以后，越来越多的人乐于使用“新学”之名，新学与旧学被赋予了明显的价值判断色彩。
——摘编自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到晚清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变化，并分析这种变化发生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西学”在近代中国称呼变化所折射出的社会心理，并对这种社会心理作简要评价。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认识。
材料一 目前世界124个国家的宪法典中，有97个国家宪法规定了宣誓制度。从历史发展脉络考察，现代意义上宪法宣誓制度的雏形可追溯至英国 1215 年的 《大宪章》。近现代西方国家的宪法宣誓制度借鉴了英国《大宪章》的立法思想，纷纷将宪法宣誓作为一项基本制度沿袭下来。无论是英美法系或是大陆法系国家都以立法的形式对宪法宣誓制度予以明确。例如，美国《宪法》中有如下规定：“在总统就职之前，他应宣誓或誓愿如下——我郑重宣誓（或誓言），我必忠诚地执行合众国总统的职务，并尽我最大的能力，维持、保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德国宪法中包含“附加宗教宣誓”的相关规定。宪法宣誓制度必须遵循极为严格的程序，彰显出宪法宣誓的庄严性，整个制度用仪式化的方式搭建起宪法文化的传输体系。
——摘编自赫然等《西方宪法宣誓制度给我国的启示》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在政权机关中实行就职宣誓，始于苏维埃时期。早在苏维埃政权创建时期，政府委员就曾在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进行就职宣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在其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民主政权机关——立法机关（ 参议会或临时参议会，人民代表大会）、行政机关（政府）和审判机关（法院）中，新当选领导人员实行就职宣誓。据《解放日报》载，在陕甘宁等地，新当选的参议会常驻议员和政府委员曾举行了就职宣誓典礼。延安时期，《解放日报》对英国、美国、苏联、南斯拉夫和伊朗等国的就职宣誓曾有所报道，有的甚至放在头版进行报道。冀鲁豫边府行政委员就职典礼上，边府委员参议会驻会议员就位后，徐达平副主任领导全体委员宣誓：“忠实为人民服务，如有违犯，愿受人民严厉制裁。”
——摘编自贺永泰、张文欢《延安时期政权机关的就职宣誓及其价值意蕴》
(1)根据材料一，概括西方国家宣誓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实行就职宣誓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意义。
材料一 专利最早源于欧洲各国实行的对相关新技术产品所赋予的特许生产令状。到了伊丽莎白女王时代（1558—1602），这种君赐特权制度逐渐异化为英王增加王室收入的一种手段。这种状况完全背离了制度的立法目标，无论是一般民众，还是新兴资产阶级商人都对该制度深恶痛绝。1624年英国废除了原有的英王特许制度，重新颁布了一部反映资产阶级利益、保护先进新兴技术、鼓励技术进步的法律——《反垄断法》。由于英国较早颁布了关于专利的有关法律，当时的英国工业在纺织、冶炼、采矿、机械加工、交通运输等领域中取得了各种巨大的创新成就。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之下，继英国之后，美国国会于1790年制定了美国第一部专利法。
——摘编自毛克盾《西方专利制度发展历程简论》
材料二 真正将西方专利制度思想引入中国的是洪仁玕，他在《资政新篇》中对专利制度作了比较详尽的阐释。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件存案在册的专利是1882年郑观应等人获准上海机器织布局织布工艺10年专利权，但该专利不过是对当时西方已有工艺的引进，在此后的十年里，中国境内没有出现过一家私人投资的新式机器生产的棉纺织厂。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颁布了近代中国第一个鼓励技术、工艺发明的专利法规，揭开了近代中国专利立法的序幕。清末新政时期，商部在1904年咨文各省，要求严格并规范专利审批。在此期间清政府虽一再下诏劝商惠工、奖募创新，颁布了《商标注册试办章程》《著作权律》等，但始终未修订一部正式的专利法，以致近代中国专利制度始终处于萌芽状态。
——摘编自姚秀兰《制度构建与社会变迁——近代中国专利立法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英国《反垄断法》出台的背景及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专利制度发展的特点。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中外专利制度发展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妇女缠足行为是近代来华传教士对中国女性关注的重要主题。他们认为缠足不仅危害如女的身心健康，且与基督教教义相悖，不利于在华传教事业的发展。因为来华的传教士都经过宗教改革和资产阶级革命洗礼，信奉近代西方自由与平等。在他们看来，缠足是对女性人权的残忍戕害，是中国男权至上思想的极致表现，与近代“体育学、卫生学大相背谬”。缠足之女“束以布帛，必使筋断骨折”，“血脉不能周流，易招无穷之病患”，难以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有碍于富强经营者”。有鉴于此，他们出版各类教会报刊、编写通俗读物和歌谣，向民众宣传缠足的危害，并成立教会女校和不缠足会，把相关主张付诸实践。传教士发起的反缠足运动在客观上有助于近代中国社会进步。
——摘编自陈文联、张梦《来华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的反缠足运动》
材料二20世纪20年代中叶，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在各地指导成立的妇女协会是放足运动的重要力量。解放被压迫的缠足妇女成为各妇女协会的突出诉求，而旧礼教、封建专制制度帝国主义、军阀等都成了压迫妇女缠足的对象。缠足如女被压迫的悲惨状况不断出现在国民党报刊对各地妇女生活状况的描述中。1927年2月，京山如女协会主席演讲时说：“我们女界同胞，被数千年专制之压迫，沦为奴隶牛马，其最残酷最痛苦莫如缠足。而今，国民革命政府成立，解放妇女一切束缚，享有与男子在经济上、政治上各种自由平等，所以协会成立以后，首先以促进天足，唤醒城市乡村之缠足者。”此后，反对缠足运动风行天下。
——摘编自杨兴梅《“反封建压迫”：国共反缠足观念的合离》
（1）根据材料一，概括传教士反对缠足的理由和措施。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与来华传教士相比，20世纪20年代中叶国民党领导的反缠足运动的显著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 早期罗马人使用阴历（按月球围绕地球运行周期计算的历法），每月29或30天，每两年插入一个闰月，闰年377天，其中最后12天举行祭祀。闰月的添加由罗马神官们自行决定。公元前45年1月1日，罗马独裁官儒略·凯撒按阳历（按地球围绕太阳运行周期计算的历法）发布新历，史称“儒略历”，每年实际时间比公转周期长11分14秒。至1582年，误差已累积10天，教会发行的日历与各地实测的时间不一，严重影响宗教及商贸活动。愤怒的罗马教皇格列高里十三世宣布改历，规定把儒略历1582年10月4日的下一天定为格列历10月15日，中间跳过10天。并修改了置闰法则，使每年平均为365.2425日，与公转周期十分接近，可以保证到公元5000年前后误差不超过1天。格列历成为国际通用的历法，又被称为“公历”，沿用至今。
——摘编自爱德华·吉本《罗马古代历法史》
材料二 中国古代历法不是纯阴历，而是阴阳合历。汉武帝时期众多天文学家编订的《太初历》，第一次把二十四节气纳入历法，以适应农时。元代郭守敬根据多年的天文观测与演算制定的《授时历》，定一回归年为365.2425日，是我国古代最精确的历法，和现代世界通用的公历完全相同，并且被朝鲜、越南、缅甸等国使用。中国古代历法，担负着“记日望月、敬授民时”的重任，使中国人较早地掌握了昼夜、月相和季节的变化规律，确立了科学的时间计量方法，孕育了中华民族与天地和谐共生、待万物诚信守时的伟大品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采用公历，以国际时区东八区的区时（北京时间）为中国统一的标准时间。
——摘编自张培瑜《中国历法史话》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历法与罗马历法的异同。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历法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影响。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北京时间确立的政治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