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市镇统于州县，例无设官”。为解决治安与税收上的困难，明清两代在江南市镇派驻巡检司、税课局等专职机构，但派驻到市镇的官员数量有限，难以承担市镇的公共管理与服务。于是，江南市镇自发形成了各类功能性自治组织，如规范本镇本行业交易活动的行会、维持治安的保甲、负责慈善事业的义庄等，事类不一，互不统属。这些组织往往由地方宗族力量主导，同一功能的自治组织之间亦有地域分割的痕迹。各市镇有自办的公益性学校，有独立的城市保护神——城隍，有完整的市镇历史记载——市镇志，表明市镇已经成为一个相对自足的文化共同体。
——据武乾《官治夹缝中的自治：明清江南市镇的非正式政体》
材料二 中世纪晚期，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为提高自己的地位和改善日常生活，城市居民不断抗争。封建领主在收取市民们支付的赎金后，向城市颁发具有政治契约性质的特许状，给予其各项自治权利。城市行会、市政当局、市议会等自治组织逐渐发展起来。行会制定规章，训练工人的职业技能，控制产品的质量、价格，为社会福利积累资金，并通过礼拜天祈祷和节日游行等公共仪式鼓励市民对行会和城市忠诚。市政当局支持行会采取限制性措施，市议会核准行会规章，城市法庭负责追捕违规者。城市生活受到更为复杂的正式规则的约束，市民也更多地承担了公共卫生和公共秩序等责任。
——据陈灿《论走向近代的英国城市职业市场变迁和行业规则的完善》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江南市镇与英国城市在自治发展上的相同原因及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明清江南市镇自治与英国城市自治的不同之处。结合所学知识，对二者的走向加以评析。
2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从马拉耘田机问世后，割草机、脱粒机、收割机、小麦播种机等各种机械相继出现。……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全国共有收割机1万台。由于存在大片可供开拓的自由土地，西部农业从一开始就走向以家庭农场为主导形式的大农业发展道路，并随着拓疆活动的西移，农场规模渐次扩大。19世纪中叶以后，家庭农场纷纷向资本主义大农场过渡。……曾经是“农业神话”中自豪的社会中坚力量，如今沦落为经济窘迫、受人轻视的边缘人群，农场主们决心行动起来改善自身境遇。他们……在州议会通过并颁布了一些关于制定铁路、农产品储存以及农用升降机最高限价的法律；此外，还在个别州成立了一些“委员会”对以上企业进行管制，这是美国政治中的新概念。
——欧阳惠《“农业神话”与美国平民主义运动的兴起》等
材料二近代中国人口和耕地面积都存在着增长的趋势，新式农具的使用也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可能的保障。但是由于较为封闭的传统观念及缺乏必要的技术保障和其它政策性鼓励和要求，从而导致了这种可能性最终没有完全转化为现实，也使农业现代化的轨道在近代中国偏离了它应有的航向。
——据：李向东《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综合评析》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美、中两国农业发展模式的差异，以及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农业的不同发展模式对美、中两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对皇权的制度性制约包括谏官言谏系统以及以相权为代表的官僚系统，谏官是利用谏诤封驳的方式对皇权进行监督，而更强有力的制度性制约来自整个官僚系统，这主要是相权的运作，而相权最有特色的是汉与唐。中国古代皇权为了论证其合法性将其与天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带来对皇权的制约，“为政以德”通过德寻求皇权的合法性，道德评价的主要方面是孝、德、仁，“民惟邦本”通过民寻求皇权的合法性，重民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中国古代对皇权制约的广度与深度高于西方，而缺乏的是刚性即强度。
——摘编自张胜利《中国古代皇权的制度性与非制度性制约》
材料二 英国议会在中世纪后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获得税收、立法等方面的权限，形成了“王在议会”的政治原则。这些的确对国王权力形成了某种制度上的限制，使得国王在议定国家大政时需要与议会进行商讨与协调。在国王独断专行时，参与议会的教、俗贵族和地方等级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常常启动议会的相关条例和规制来约束国王。然而，当时的议会君主制从根本上讲是封建主阶级的联合专政，议会主要还是与国王合作、支持王权的。这是因为议会毕竟是“国王的议会”，国王是议会的筹划者和主导者，没有国王就没有议会。
——摘编自孟广林《“宪政神话”的建构与消解——重评中世纪英国<大宪章>》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中国古代和英国中世纪在制约皇权（王权）方面的各自特点。
（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述中国古代限制皇权的历史作用。
4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纵观世界历史，西方率先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并导致文化从中古形态向近代形态转换。其他地区的近代转型基本上是在西方入侵和作出文明示范的情形下发生的，但又不是全然“外铄”。中国文化在近古时代已积淀若干近代性因子，以故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是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
——摘编自冯天瑜主编《中国文化史》
结合材料与所学中国近代史的有关知识，评析材料中关于近化中国文化转型的观点。
材料一 （隋创进士科之后）历代踵行，时加修正，以迄于明清，防闲之法益密，取人之道益公……
——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
材料二 （科举制）西国莫不慕之，近代渐设考试以取人才，而为学优则仕之举。今英、法、美均已见端，将来必至推广。
——丁韪良《西学考略》
材料三 邑聚千数百童生，擢十数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而拔百数十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千举人，而拔百数人为进士；复于百数进士，而拔数十人入翰林，此其选之精也。然内政外交，治兵理财，无一能举者，则以科举之试以诗文楷法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故也。
——梁启超《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
材料四 1905年全国工矿企业已达400家左右，铁路、轮船等新式交通事业也逐渐兴办，这些无疑需要大量科学技术人才来操作和管理。同时，新式学堂的急剧增加需要众多的具有新知识的教师；清末新政中增设的许多政府机构如外交部、商部、学部……等，也都需要懂得相关专业的干员。显然，科举制无法培养、选拔这类新式人才。
——徐辉《废除科举制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1）据材料一归纳科举制的主要特点。
（2）据材料三概括梁启超对科举选才的基本看法。
（3）在近代，科举制“西国莫不慕之”，而在中国却难逃被废除的命运。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评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