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6世纪以后．以传教士为主的来华欧洲人士，大量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研究中国古典经籍，不仅开创西方汉学先河，而且对欧洲近代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耶稣会士定期向教会汇报中国情况的书信，是当时介绍中国思想文化最主要的材料。不少传教士把中国经典古籍翻译介绍到西方，解说中国传统文化，推动了欧美的汉学研究。例如殷铎泽译《中庸》《大学》《论语》，柏应理作《西文四书直解》，卫方济译《四书》《孝经》《幼学》……。

——摘自李庆新《海上丝绸之路》

材料二 （鸦片战争以后）20世纪以前来京的传教士，大多坚信西方文化绝对优于东方文化，中国文化落后低下，应予取代，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为了争取更多的信教徒，传教士在中国开办学校，但在教会学校里同样弥漫着浓烈的西方文化优越的气氛。

                            ——摘自左芙蓉《北京对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三 20世纪初，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成功、清政府垮台等重大变革，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气象，西方人又开始重新审视中国。汤普森的《北洋之始》正是这样一部著作，本书作者作为一名外国传教士，他在描述中国特别是中国文化时始终是持一种肯定的态度，与19世纪西方人往往带有歧视意昧和疑难色调的记述不同。可以说在新世纪，作者的这部著作让西方人重新认识觉醒中的中国，发挥了积极作用。

             ——摘自牛红菊《<北洋之始>探究——外国传教士眼中的中国文化》

——摘编自何广《历史上对“辛亥革命”的纪念和解读》等

材料三   中国妇女解放的要求，不但是精神上的，而且是身体上的。……我以为按照中国妇女地位，在决定“男女平等”这个问题之前，更要紧的问题，是决定女子也是个“人”。我们中国的诗礼人家，有客来访时，若男主人不在家，女主人必定隔着门帘回答说：“我家里没有人。”这就是中国的妇女不自算是个“人”的铁证。所以中国妇女，第一必须取得法律家所谓“自然人”的资格，然后才能够说到别的问题，才能够说到和别人同等权利。                                        

——陈独秀《我的妇女解放观》（1921年3月8日）

材料一   中国思想史的黄金时代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得益于此时丰厚的文化积累，在沉积和发酵了两千多年后，内部的压力已经足够大，加上适当的外部条件，就出现了春秋战国时的文化大喷发、思想大爆炸。

——摘编自王磊《一个黄金时代的形成与终结——对战国百家争鸣现象的一种解读》

材料二   文艺复兴是对中世纪世俗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当然，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它更突出了新兴资产阶级强烈的创新意识和超越精神。登上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迫切渴望一种能够表达他们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新文化，以便同仍然占统治地位的神本主义意识形态相抗衡。而古典文化中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优秀传统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学者张椿年指出“文艺复兴的产生不能脱离中世纪在各个领域内所取得的成就，当然它并不是这些方面简单的数的增长，而是有了质的变化。”

——摘编自[英]丹尼斯·哈伊《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

材料三   近代以来，欧洲与中国间文化交流打破了平等均衡、长短互补的格局，文化交流变成了作为落后一方的中国向作为先进一方的欧洲学习的进程。从一开始就是在欧洲列强对中国侵略和中国反侵略这样尖锐的政治背景下进行的。就中国方面而言，就不简单是一般意义上的落后向先进学习，而是为着寻求解决中国政治危机，救亡图存而向对手学习。随着对于救国方案探讨的深入，中国的仁人志士们对于欧洲文化的注意力，渐渐便转移到了探讨如何对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经济构成进行改造上。

——摘编自丁伟志《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特点》

材料一：在（20世纪初）的江村，真正使夫家接受过门媳妇的是她能为夫家生育男婴。媳妇在用餐时坐下首，或不上桌。她受到伤害时的中诉，只能通过丈夫或娘家转达。妇女可以售生丝，但必须把钱交给家长。媳妇的“私房钱”很少，且总是受到婆婆的严密监视。

——摘编自费孝通《江村经济》（1939年出版）

材料二：在1930年代初的上海，部分工人家庭还有小部分的学费或书报费支出。单身女工爱到大世界游玩。在她们眼里，“出了两只角子（引者注：角子是旧时通用币值一角、两角小银币），从白天一两点钟可以白相（引者注：上海一带的方言，意思是“玩”。）到夜里一两点钟，再便宜也没有的了。而且里面花头来得多”。上夜校是女工业余生活的主要选择之一。这使她们掌握基本的读、写能力，藉以开阔眼界，丰富精神生活。

——摘编自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

材料三：我国民法典特别是其中的婚姻家庭编秉持了新中国民事立法，特别是婚姻家庭制度所固有的男女平等理念，延续并丰富了1950年婚姻法、1980年婚姻法以及2001年婚姻法修改有关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规定，注意到并以具体的制度措施排除男性中心文化对实现婚姻家庭领域男女实质平等的不利影响，加强了对现实婚姻家庭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的特殊保护，这必将为保障妇女的婚姻家庭权益提供有效的法治保障。

——摘编自李明舜《民法典妇女权益保护条款专家梳理与解读

1898年光绪帝电谕各封疆大吏：“现当海禁洞开，强邻环伺，欲图商务流通、隐杜觊觎，惟有广开口岸之一法……着沿江沿边各将军督抚，迅就各省地方，悉心筹度，如有形势扼要，商贾辐辏之区，可以推广口岸，拓展商埠，即行咨商总理衙门办理，惟须详定节目，不准划作租界，以维利益，而保主权”。

民国四年，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等，中国政府出台《自开商埠章程》。章程规定：设立商埠局管理界内土地工程警察杂捐各项；界内一切行政司法权，统归中国官吏管理执行，外人诉讼依约办理，但外人愿赴中国审判官起诉时，得受理之；界内土地租期以50年为限。后，又有不得（外人）在商埠内开设工厂，所租土地及建筑物以30年为限的调整。

——李育民《近代中外关系与政治》

1979年，深圳蛇口南头半岛中国境内首个允许外资投资的地方——蛇口工业区，破土而出。

1979年到1984年，蛇口率先推出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以工程招标的方式管理工程、职工住宅商品化、全国招聘人才、率先实行全员合同制等，创造了24项全国第一。

1987年，深圳市政府制定了《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退伍军人任正非在该年靠集资来的2.1万元在深圳创办了华为公司。

2019年深圳南山区粤海街道被称为“中国最强街道”。华为、大疆、中兴、腾讯、迈瑞医疗、长城计算机……众多企业位于同一街道。

2019年8月18日国务院发布文件，将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搞自微信公众号“侠客岛”《1979年，深圳蛇口一声爆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