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财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日本贵族在信仰上产生了矛盾，并在政治上走向对立。公元646年，代表革新政治的圣德太子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思想文化并实行“大化革新”（即“大化改新”），将唐朝先进的经济政治制度和儒教思想进行广泛传播与学习，发展了以中国政治结构为蓝本的官僚制度，用外来的新文化巩固中央集权。封建制度经过500年左右的发展后，源赖朝开始建立幕府制度，实行“将军—大名—武士—农、工、商”这一严格的身份等级制，要求各个阶层安守本分，并反对一切违背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从镰仓幕府至德川幕府近700年间，武士阶层创建了一种规范性的伦理行为，被称为“武士道”。武士道精神不仅是建立在武士阶层中的道德伦理规范，同时也为各个社会阶层设立了道德标准。
——摘编自于师懿《儒家文化与日本武士道精神》
材料二 自1871年到1945年，中国人对日本的认知和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871年至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为第一阶段，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为这一阶段的代表之作。他自述写作原则是“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从中日甲午战争（尤其是日俄战争）以后至民国初年，中国东渡日本留学者络绎于途。1919年至1945年为第二阶段，蒋百里的《日本人》等为这一阶段的代表之作。1919年巴黎和会上，日本意图攫取德国在华利益，进而窥视华北，引起国人警惕。“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确立“明耻教战”方针，搜集整理中日关系史料，每日在《大公报》上连载一段。1937年9月，蒋百里奉命出使欧洲，他在柏林写成题为《日本人》的小册子。和蒋百里同时期留学日本的戴季陶于1928年写成《日本论》一书，该书从“学问本身”对日本进行了一番研究。
——摘编自陈建云《〈中国抗战画史〉与曹聚仁的“日本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日本武士道精神形成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近代中国研究日本的“两个阶段”的目的，并说明其共同的意义。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从历史上中日之间的相互学习中所得到的启示。
李超的“新生"
李超，广西梧州人、先求学于梧州，广州等地，后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李超的家庭不支持她求学，因而她生活困难，患肺炎后，无钱治疗，1919年8月病亡。李超死后，其家庭置之不理，指责她“至死不悔，死有余辜"。11月，北京教育界召开追悼大会，有1000多人参加，胡适、陈独秀、梁漱溟等现场作了演说。1920年，杭州女子师范在省女师操场举行了李超追悼会，“各界人士莅会者不下万人，挽歌诗联四五百轴”。
李超的一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我们研究他的一生，至少可以引起这些问题：一、家长族长的专制。……二、女子教育问题。……三、女子承袭财产的权利。……四、有女不为有后的问题。……
——胡适《李超传》《晨报》1919年12月1日、3日）
涵养与发挥情感是积极的道路。北京的妇女不来吊一吊李女士，却华装丽服坐汽车去满街跑，许多妇女并不要求妇女解放，这都是麻木。麻木就是处于情感的反面。他自己既不要求，你便怎样指点问题，乃至把解决问题的道路都告诉他，他只是不理会！
——梁漱溟《李超女士追悼会之演说词》（《晨报》1919年12月22日）
对于李超女士底事件，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制度上两大缺点：一是男系制，一是速产制。……
李女士之死，我们可以说：不是个人问题，是社会问题，是社会底重大问题。
——（陈）独秀《男系制与遗产制》（《新青年）1920年1月1日）
作为历史的观察者，概括说明李超之死为何会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并谈谈“李超们"新生的出路在哪里。材料一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源于“天人合一”、阴阳、五行与八卦等理论。从文化整体观的角度看，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注重人体自身的统一性以及人体与自然界的和谐，带有某种类似经验性、直觉性、模糊性的特质。从历史趋向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一贯向着娱乐性、表演性、礼仪性的方向发展，注重个人修养，形成了以追求自身强健和延年益寿为目的的民族内向性格；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提倡“胜固可喜，败亦无忧”，体育运动中的竞争性逐渐减弱。
西方传统竞技体育文化以西方哲学为基础，在重外在、重分析、重与大自然抗争等观念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注重科学实验、解剖学、生理学以及现代医学等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
就历史发展趋势而言，西方传统竞技体育始终向着竞争性、惊险性、健美性等方面发展。在价值追求方面，西方传统竞技体育文化强调更高、更快、更强，忽视了竞争中的道德教育，提倡竞争，超过对手。
——摘编自陶晓雯《试论中西方传统体育文化的冲突与互补》
材料二 中世纪西欧的社会变迁削弱了竞技体育与宗教、教育、娱乐等依附载体之间的诸多联系，竞技体育形态在人文思潮的浸润下呈现出了近代完整形态一独立性。一方面，西方竞技体育对其他事物的依附性减弱；另一方面，其运动方式逐渐丰富。在文艺复兴时期，古希腊、古罗马体育被重新发现，学界谓之找到了“现代体育的开端”。在西欧文明“脱胎变骨”的同时，西方竞技体育的文化影响力从区域化的地中海文明向外辐射整个欧洲大陆，而竞技体育的形态特征也从区域化转为地域化。具体表现为：运动形态独立性的呈现；观念形态规范性强化；组织形态专门性显现。
——摘编自刘为坤《论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形态之嬗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古代中国和西方传统体育文化的不同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方竞技体育向近代化转型的背景及影响。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中国现代史的知识，谈谈中西体育文化对你的启示。
材料一 见教材《历史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下）》第3页《古代主要文明示意图》
材料二 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好的载体。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文明永续发展，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顺时应势、推陈出新。
——摘自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1)根据材料二指出古代文明在地理分布上有何特点。
(2)相似的地理环境是否会产生相似的文明，结合教材相关史实简要说明依据。文明具有多样性的同时，也具有统一性，据所学指出大河流域文明共性的表现。
(3)结合教材内容，谈谈你对习近平这段话的认识。
材料 “振兴中华”这一口号源自于孙中山1894年11月为兴中会起草的章程。孙中山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瞬……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制，实堪虑于目前”“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颂”，郑重空告“本会之设，专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1938年6月1日，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委杨靖宇创作了著名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歌词中写道：“一切的抗日民众快奋起……英勇的同志们前进吧，打出去日本强盗，推翻“满洲国”，进行民族革命正义的战争，完成那民族解放运动。”1940年2月，杨靖宇壮烈牺牲。
1950年初，华罗庚毅然放弃了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终身教授的职位和优渥生活，克服重重团难四到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他为中国数学的发展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回国途中，他发表《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为了抉择真理，为了国家民族，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建设和发展奋斗。
1981年3月，北大学生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这一直白却饱含力量的口号传遍大江南北，成为80年代激励中国人奋发困强的磅碍精神力量，在城镇，在乡村，不少商店、工厂以“振兴”“振华”命名，在历次国庆游行的队伍中，“振兴中华”也是最响亮的口号之一。
根据材料，谈谈你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命题的理解。（要求表述成文，持论有据，论述充分，逻辑清晰）
材料一 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认为语言歧异是妨碍人人平等的重要因素，民主的最佳标记是大家都使用社会精英所用的标准法语。从此，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文件都使用法语，公民学习使用法语被视为爱国与革命的表现。法语成为国家和中央集权的象征，各地方言被禁止使用。一语、一族、一国的原则就此逐步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立国之本，此后法国历届政府基本都秉持这种语言政策。到20世纪初，法语成为法兰西民族的通用语言。
——据陈平《语言民族主义：欧洲与中国》
材料二 晚清以来，一种流行看法认为“方言不一”的中国要凝聚“全国人心”，就要从“统一语言”做起。但以何种语言作为标准，知识界众说纷纭。1913年，读音统一会制定了“会通”南北语音的“国音”标准。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这一方案后，受到多方质疑。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重新制定了以北京方言为标准的“新国音”，并于1932年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与此同时，1926年召开的全国国语运动大会也明确宣称：“国语统一，并不是要灭绝各地的方言。”但左翼知识分子反对以北京方言作为标准语，提倡通过各地方言的自然发展、融合而形成一种“共通语”。20世纪50年代起，以北京方言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在全国推广。
——据王东杰《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
材料三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的语言状况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普通话迅速普及，方言的领地急剧缩小。尽管缺乏精确的调查数据，但可以肯定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生的城市儿童里，会讲方言的人越来越少。
——据王东杰《声人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法国语言政策对法国国家建构的主要贡献。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中法两国推广标准语的异同。
（3）根据材料一、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标准语发展的看法。
材料一 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人性良善是内在的自然天性，孟子称之为“善端”。在他看来，任何人，无论圣人还是小民，都禀有这种普遍的善性。……虽然儒家思想发展到宋代理学，认为“存天理，灭人欲”，但中国儒家文化从“性善论”出发，确立了一种以德治为核心的政治哲学理念。
——摘编自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
材料二 西方基督教从人与神的关系中考察人性，认为“罪”的观念是基督教人性论的核心观念，从根本上说它是由于滥用自由而造成的错误选择的可能性，昭示着人的沦落状态。西方近代以来，无论是霍布斯、洛克还是康德、黑格尔，虽然他们关于人性的阐释有诸多不同，但从根本上都同样包含着某种人性恶的预设，即出于自然本性而趋利避害有可能滥用自然权利。从人性的罪与恶出发，西方建立了以法治为核心的政治哲学理念。
——摘编自胡伟希《从人性论的差异看中西政治哲学理念的分殊》
材料三 中国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教导人们，追求幸福的办法是节制欲望，清心寡欲。英国近代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则认为，节制欲望不是追求幸福的最好办法，实行市场经济才是追求幸福的最佳途径。市场经济可以将人的利己之心变成利人之行，农工商⑤，分工合作，“各劝其业，乐其事”，“各任其能，竭其力”，财富就像水从高处往低处流一样，不召自来，不求自出，“上则富国，下则富家”，是最自然而然的事情。他并且认识到，财富是道德的基础，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
——摘编自张维迎《市场制度最道德》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比较中国儒家思想和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关于人性论的不同之处，并指出宋代理学对先秦儒学发展的表现。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老子和亚当·斯密对于追求幸福的方法产生不同看法的社会原因。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中西方的人性论谈谈你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