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16-18世纪，西方基督教传教士不断东来。他们在不违背基督教教义和教规的前提下，采取了“技术传教”或“文化传教”，他们将西方的天文学、几何学、解剖学、地理学等科学技术知识，炮弹制造、天文仪器制造等实用技术传到中国。明清皇帝重用传教士，康熙曾研习西洋历算。徐光启等人与传教士合作，翻译大量西方著作。传教士将中国的儒家思想、政治制度等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欧洲社会兴起了“中国热”，启蒙思想家对儒家的治国理论推崇备至，对中国文化加以吸收和利用。

18世纪初，罗马教皇与康熙帝之间进行了“中西礼仪之争”。罗马教皇认为，中国教徒祭祖、祭孔等行为，与基督教的“一神”观念冲突。康熙帝认为，禁止中国人祭祖、祭孔干预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冒犯了皇帝的权威。1706年，康熙皇帝下旨驱逐传教士，禁止基督教传播。

19世纪中叶，随着中国国门被迫打开，西学进一步传入，一些较开明的官员如林则徐和魏源，主张学习西方。1862年，京师同文馆等新式学堂设立，清政府派遣留学生赴欧美学习。随着新式学堂和留学教育的发展，西方的一些学说在中国传播，促进了思想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