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7-18世纪，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西方商船来到中国，以丝绸为载体的中国服饰文化逐渐被欧洲人了解。一些英国女性穿上了面料柔软舒适的刺绣服装。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是略有规模的英国贵族豪宅中，至少有一个房间是用精美的中国丝绸墙布来装饰的。而当来自东方的纺织品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时，欧洲工匠开始设计、生产带有中国元素的纺织品，在模仿中国服装款式时通常会融入西方的裁剪和缝制方法。当时有些欧洲艺术家在接触到中国纺织品后，从中汲取了灵感，开始自由表达自己的奇思异想。

——摘编自刘海翔《欧洲大地的中国风》

材料二   晚清时期，大量的舶来品进入中国，西方服饰在沿海商埠随之出现，有些中国人开始穿西服。民国政府在1912年颁布《服制条例》，规定标准礼服以西服为主，后来各地出现了不少西服店。当时的北京，虽然作为外套的西服并未得到普及，但西式衬衣、针织衫、西裤等已逐渐得到推广。社会上也有反对易服的声音，认为穿西服是“崇洋媚外”“冒充上等人”。有人在《申报》上发文反驳：“欧化逐渐东开，国人多喜穿西装，取其穿之能有活泼的气象与振作的态度，而且便捷无拖沓。”与孙中山有关的中山装，其设计受到西服的影响，但衣领等部位仍保持民族特色。

——摘编自王建朗《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

材料   所谓蠲免赋税，就是对按照规定应交纳的赋税实行免征。康熙年间，蠲免政策普遍实行，蠲免赋税成为常例。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玄烨提出“欲使民生乐土、比屋丰盈，惟当责以蠲租”。于是从第二年开始，常常“一年蠲及数省”或“一省连蠲数年”，而且对这些省份往往实行“普免”，即全部免征当年的应纳赋税钱粮，至于区域性的蠲免更为普遍。据户部统计，至康熙五十年止，全部蠲免“共计逾万万”。蠲免政策当然首先对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阶级有利，而对一般佃户来说，虽然也多少减轻一些负担，但由于他们无地或少地，本来就不承担赋税，蠲免轮不到他们头上。而他们主要是租种地主的土地，地主对佃户的地租并未减少。针对这种弊端，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兵科给事中高遐昌提出对佃户的蠲免问题。于是康熙帝下令“嗣后凡遇蠲免钱粮，合计分数，业主蠲免七分，佃户蠲免三分”。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   漕运是明清王朝统治的经济命脉。明清时期，为了体恤漕运旗丁，官府允许漕船在运载粮食的同时，可以附带一定数量的南方土特产，即土宜，漕运人员沿途售卖获利以支付漕船沿途所需费用，或者用其易换柴盐接济食用，并且这些土宜在河西务、张家湾等处免交课税。从明朝到清朝，官府允许漕船带运土宜的数量从60石最后增加到180石。另外，漕运人员往往还在运河沿途口岸、码头、市镇等处揽载商人货物收取运费。这样，土宜加上漕运人员夹带的私物及其揽载的商货，三者合计，漕船在运送漕粮的同时从南方带运到北方的物货数量相当可观。

----摘编自李俊丽《明清漕运对运河沿岸城市的影响——以天津地区为例》

材料二   中国近代铁路兴建里程表1876—1927年(单位：千米)

注：*该段铁路于1877年被拆毁，以后年份不包括该项里程数字。

----据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整理

材料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夯实根据地乡村治理的领导力量。工农红军撤到边界各县之后，迅速行动起来，通过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斗争，在此基础上，边界各县、区、乡各级工农民主政权逐步得以建立。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没有土地革命就不会有人民的支持，特别是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农村后，毛泽东对土地革命的开展给予高度重视。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也促使毛泽东进一步思考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治理问题，特别是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对农村治理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调整根据地的治理政策，但调整变化的中心非常明确，就是始终围绕着如何保障革命的胜利而实施对根据地的有效治理。

——摘编自邱春林《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的百年变迁与现实启示》

材料   民国时期中国留学生以“三农”问题为主题的部分博士论文情况表

——摘编自张霞《民国时期“三农”思想研究》

祭祀和纪念是古今中外文化的重要载体，经过长期的发展和积累，祭祀和纪念已成为我国的重要文化遗产。

材料一   中国古代国家祭祀体系一般分为大祀、中祀、小祀三个等级，对不同等级官员的祭祀对象、供品、服饰以及乐舞都有严格的规定。正如《礼记·祭统》所言：祭祀的意义就在于“见君臣之义”、“见贵贱之等气”、“见上下之际”。国家祭祀天地、宗庙必须要皇帝主祭，废除郡国祖庙。……自西汉王朝以来，祭孔进入国家祭祀的行列，至唐代成为“国之大祭”，列为国家祭祀要典。唐代开始还将祈雨的祭祀列入郊祭大典。在宋代，王朝政府往往通过赐额或赐号的仪式，把一些影响较大的民间祭祀神抵纳入国家祭祀系统。其它的民间祭祀被视为“淫祀”，而受到严格禁止。

——摘编白邹昌林《中国礼文化》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法律确定的国家级纪念日

——摘编自吴唯佳，程思佳，于涛方《中国国家祭祀及国家纪念地传统追溯初探》等

首先，小颜选择了一则材料，作为研究起点

材料一   中国在五大洲中，自古称最强大，今乃为小邦所轻视。练兵、制器、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辍，后患殆不忍言。若不稍变成法，于洋务开用人之途，使人人皆能通晓，将来即有防海万全之策，数十年后主持乏人，亦必名存实亡，渐归颓废。

——摘自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

接下来，小颜搜集了关于李鸿章评价的三则材料

材料二   1894年7月1日，美国《呼声晨报》记者弗兰克·卡彭特直接用“与清朝伟大政治家的对话”为题，称赞李鸿章为“当今清朝最进步的人物”，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他是一个纯粹的清朝人，但也采纳了许多现代的方法”。

——摘编自汤伏祥《海外史料中的李鸿章》

材料三   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

——摘自梁启超《李鸿章传》

材料四   李鸿章创办军事工业的开创阶段完全是为了镇压国内农民起义，后来又把发展洋务运动作为扩张其军阀势力的手段。他所主持兴办的民用企业“具有明显的封建性和垄断性，是中国出现官僚主义雏型的开端。

——摘自董蔡时《左宗棠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