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0世纪后，随着东南亚地区各国家的发展，它们与中国的关系不断加强。明朝初年，郑和下西洋，“所历凡三十余国”，每到一个国家，首先会见当地国王与官员，赠送丰厚的礼物，遵守当地的风俗。然后开展以“朝贡贸易”为主的贸易活动。同时还负有打击海盗，肃清海上航道，调节各国纠纷的重任。早在此之前，沿海商民就私造大船，运载金玉丝绸，下“南洋”贸易行商，有的甚至留居不归，以致当地“以商贩为生业，饮食、衣服皆仰北客，习北俗”。直到16世纪葡萄牙所绘马六甲地图，也到处标有“中国村”“中国溪”“中国山”等。

——摘编自《东南亚古代史：上古至16世纪初》

材料二   1905年，越南爱国志士潘佩珠曾在日本见到钦慕的梁启超，梁对他说：“我国与贵国地理历史两千余年密切甚于兄弟，岂有其兄立而视其弟之死而不救乎！”并告诫其“贵国不患无独立之日，但患无独立之民”。当越南的民族解放事业陷入低谷时，辛亥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成了越南革命的大本营和大后方。潘佩珠等人在广州组建越南光复会并吸收大量华侨参加，提出“近者向中国学习，远者以欧美为师”。针对荷兰殖民统治残酷镇压印尼共产党人领导的民族大起义，1926年，中共机关刊物《向导》刊文《爪哇的暴动》：“告诉爪哇的兄弟们‘中国民众是同情于你们的，你们的斗争引起全东方的同情，继续你们的独立运动吧’。”

——摘编自余定邦《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等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友好交往大事记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