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四等人制”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在以往的历史著述中被广为论述，如史学家钱穆《国史大纲》第三十五章第三节“元代之政治情态”中，称“第一最著者，为其政治上之显分阶级……依种类分为四等。”但近年来，中外一些学者从具体史料出发，对“四等人制”提出质疑，如刘晓认为：“‘四等人制’从未见诸任何元代官方文件……只是后人将元朝相关零散规定加以概括总结而形成的一种理论假设。”对此，最为准确的解读是（     ）

A．元朝“四等人制”已被广为接受，刘晓的研究多余

B．钱穆是近代著名的历史专家，其观点更具有权威性

C．历史的研究往往见仁见智，两种说法各有其道理

D．“四等人制”的真相需要进一步的探究与考订

2 . “烽火戏诸侯”是《史记》中的一则历史故事。西周末年周幽王无道，为博美人褒姒一笑在骊山点燃烽火谎称犬戎入侵，史称“烽火戏诸侯”。有学者详考历代文献，发现最早记载这一故事的是《吕氏春秋》：周幽王置大鼓进行击鼓传音以备犬戎入侵，后为博得褒姒一笑多次击鼓，以至于犬戎入侵时诸侯无人来救，其中明载“幽王击鼓”而非点烽燧。据考证最早的“烽隧制度”仅见于战国时期《墨子》，迄今发现最早的烽火台遗址为秦代“通权火”祭祀所用，可见司马迁当是根据汉代的预警方式来推知西周时期的情况。这表明（     ）

A．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重于对历史的价值判断是史学家的使命

B．历史的全部细节通过各种资料并借助多种研究路径可以弄清

C．历史诠释需坚守客观立场，力求规避历史学家的主观认识

D．史学著作是时代的产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

3 . 19世纪，历史学家格罗特认为，亚历山大时期是古希腊文明的衰落乃至于消亡的时期，此后的历史也就失去研究的必要性了；后来德国史学家德罗伊森研究后，指出了“希腊化”的全新含义——“古希腊政治、教育制度在东方民族中的扩散”，“希腊化时代”才正式进入人们的视野。这反映出（     ）

A．同一历史事实不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B．历史研究需要继承传统史学研究成果

C．历史研究深受时代环境等因素影响

D．后期学者研究比前期学者研究更可靠

4 . 1936 年，史学家陈寅恪的《桃花源记旁证》通过考证提出了一个出人意表的看法——真实的桃花源应该在西北的弘农或上洛(商洛)一带，而不在江南的武陵。而历史学家唐长孺通过考证文献材料，认为桃花源的故事很可能源自武陵蛮族的传说，陶渊明据此传闻加以理想化，写成《桃花源记》。还有众多学者对陈寅恪“桃花源西北说”提出种种质疑，但质疑者却无法否认《桃花源记旁证》巨大的史学贡献，即并非对故事原型地的具体考证，而是敏锐的从人们熟视无睹的文学作品中发现了新材料，提出了新问题。这主要说明（     ）

A．传统史学对历史史实精益求精考证的必要性被夸大了

B．文学作品源出历史但加入作者想象不能用于历史研究

C．体现历史敏锐性的问题意识在历史研究中应高度重视

D．对难有定论的历史问题应遵循权威专家已给出的结论

5 . 唐朝开元通宝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钱文读法是“开元通宝”还是“开通元宝”，则有争议。大部分学者认为应是“开元通宝”。依据是从文史依托上讲，东汉初期著名学者、史学家班固屡次提及“开元”一词。“开元”指开国，开辟新纪元之意。至于“通宝”一词，则为欧阳询首创，意为流通中的宝物，故钱币在唐代始有“通宝”。近代泉学家唐石父先生，力排众议，从历史典籍入手，解释“开通”是为了流传万里，“元宝”则在青黄不接之际出现。并说明自唐武德年间，开元一词变为常用词语，甚为通俗，唐玄宗拟议新纪元时便不应该再用开元作为年号。下列说法最为合理的是（     ）

A．历史真相因年代久远已变得模糊不清

B．两种观点，必须借助考古发现的支持方能成立

C．历史解释包含了主观认识，我们表达观点时应当有理有据

D．历史研究需恪守客观立场，力求规避历史学家的主观认识

6 . 解释唐代士族衰弱的原因时，许多学者认为是由于科举的兴起所致。然而美国的中国古代史专家陆威仪认为，这是倒果为因。虽然进士举越来越重要，但是旧的家族娴熟地掌握了这种考试，以至于进士举成为大家族确保自身永久地位的一条新途径。不同于后来中国朝代科举以笔试为主、考官无从知晓答题人身份的规定，唐代的科举要求主考人和应试者之间、应试者们自身之间一种广泛的、遵照礼仪的互动。科举过程中强烈的社会因素也总是优惠士族的子孙。关于这一史学争鸣，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历史研究虽然鼓励百家争鸣，但不必立异以为高，应诉诸公论

B．研究历史需要正本清源，新的历史解释不能脱离新史料的发掘

C．历史学追求史实的纯粹与客观，而家国情怀却常影响价值判断

D．历史学家需要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考证与辨析他所研究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