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抗战时期，贵州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稳定和发展成为国民政府治理贵州的重心。然而，长期的军阀统治致使国民政府对贵州的控制和管理较为薄弱。随着战争的推移加强国家权力对地方社会的有效控制，进而重建地方社会秩序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新县制”作为国民政府整理全国地方事务的重要举措，在贵州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得到了较为完整的推行。贵州实行“新县制”之后，在县级的辅佐治理人员中，科长、技士、督学、科员的数量均有所增加，而警佐、会计室主任、合作指导员等相关编制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在县行政人员中，县长是县行政人员的核心，“新县制”实施后，在贵州349名县长中，年龄21~40岁的县长有317人，40岁以上的有32人，具有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308人，其他为41人。
——摘编自李波《社会控制与秩序重建：抗战时期贵州“新县制”研究
(1)根据材料，指出国民政府在贵州推行“新县制”改革的原因。
(2)根据材料，概括贵州“新县制”改革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贵州“新县制”改革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雍正时，出现了一个新的内廷秘书机构军机处，其最重要的职掌，是将皇帝口谕拟写为文字“上谕”下发。……在拟旨过程中，军机处完全秉承皇帝旨意，处于皇帝的严密监控下，不能另立意见与皇帝相抗。故清人有言“军机处虽为政府，其权属于君”，它事实上成为清朝君主集权的得力工具。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四十三）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为国务员；（四十四）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四十五）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及发布命令之时，须副署之。……《临时约法》在参议院、大总统、国务员三者关系中赋予参议院广泛的权力，国务员有实际的责任，临时大总统的权力却受到限制。
——摘编自《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李新《中华民国史》
材料三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有：来自机床边、矿井下、田野里的工人和农民的代表；来自课堂、实验室、医院、研究机构、文化部门的知识分子代表；来自军营和边防的解放军代表；来自内蒙古草原、西藏高原、天山脚下和西南边陲的蒙、藏、维、壮、苗等少数民族代表；共产党员、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大会的任务是制订宪法和重要的法律，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新的国家领导人。
——摘编自林蕴晖《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
(1)根据材料一，指出军机处的职责和实质。
(2)根据材料二，指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的制度，并分析其目的。
(3)根据材料三，概括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特点和任务。
(4)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我国政治制度的历史发展趋势。
材料一 自宋代开始，自然地理条件差异引发的地区间的商品流通，越来越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从商品流通和销售过程来看，流通性商业、批发性商业和零售性商业互相结合，使城市商业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如北宋开封“御街一直南去，过州桥，两边皆居民。街东车家炭、张家酒店，次则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皆羹店、分茶等”，一应俱全，极大地方便了市民的生活。在宋代，随着城市的迅速发展，农村向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劳动力等；同时，城市手工业发展成为城市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向农村输出更多的手工业品和加工品。此外，商品流通规模大幅度增长。这不仅表现为行商贸易额的扩大；还体现于大量商业市镇，不定期市场集会的星罗棋布。
——摘编自丁雅《从<夷坚志>看宋代商业发展的特点》
材料二 中国古代工商业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有工商业自身的特殊结构的原因，也有来自农业经济的抵制和排斥，更有来自国家政权的限制和扼杀。其中最根本、最主要的是自然经济形式和国家政权力量的限制，而且尤以政权力量的限制为盛。由于这两种因素的强力阻制，手工业生产和商品货币交换关系始终难以得到发展和壮大。而自然经济和国家政权其所以能够以绝对的压倒的力量，阻碍和限制手工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其总根源就在于中国古代完全一体化的社会总体结构形式。
——摘编自郑世明《中国古代工商业的停滞性及其原因》
（1）根据材料一，指出宋代商业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阻碍中国古代工商业发展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