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士人群体急遽发展与壮大，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提倡明体达用之学，把求理致用两者结合起来。司马光修成《资治通鉴》，其旨在“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王禹侮、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对宋在与辽、西夏的战争中失利表示不满，都多次从“忧国”的角度发出改革时弊的呼声。宋儒们在学术上提倡求新，张载认为：“义理有疑，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程颐认为：“君子之学必日断，日新者日进也。”由此两宋儒学形成了理学、荆公学派等诸多流派，异彩纷呈。

——摘编自吴怀棋《中国文化通史·两宋卷》

材料二   甲午战争之后，人们对于儒学的意识形态和帝国统治的信心产生了更加严重的动摇。中国人心中天朝上国的形象受到冲击，士大夫开始非常自觉而积极地改变，以期回应“西潮”的挑战。1895年以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思想，已经“与自强运动时期颇不相同。自强时期的求变求新，尚是相信中国的道统、中国的文化不可变，故其求变求新仅及于器物层面。而他们已经开始相信精神文化层面亦必须同时有所改变”。激进的变法者们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引入了从达尔文、斯宾塞到赫胥黎的进化理论。为自己的政治行为寻找新的正当性依据，也为解释“时势”，顺应“时势”提供了一个历史目的论的参照体系。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