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对于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有一种观点认为“有教无类”是说，人原本是“有类”的，即孔子所言“性相近，习相远也”。但通过教育，却可以消除这些差别。正是基于“人皆可以通过教育成才成德，甚至兼济天下”的认识，孔子才提出了“有教无类”的论断。
——据施玉苓《浅谈孔子“有教无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改编
材料二 宋明理学在给民族文化、民族进步带来损害的同时，也为民族传统留下了若干积极因子，这就是道德自觉的理想人格的建树。它孜孜讲求“立志”、“修身”、“涵养德性，变化气质”以完成“内圣”人格。所谓“内圣”人格，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传统时代的最高表现形式。在这种精神追求的激励下，宋代士大夫为国家效力的自觉性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也空前强烈。
——摘自张全明、李文涛《中国历史大讲堂宋史十二讲》
材料三 梁启超将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的论述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其含义已与顾氏原义有了很大差别。顾炎武的原义实质上是政治哲学问题，强调士大夫理论关切的具体内容和处世行为的政治社会意义。梁启超则将国家振兴之希望，寄托于士大夫之自我社会意识的觉醒和才能道德水平之提升，强调士大夫的社会担当职责。造成两者差异之原因在于梁启超的现代启蒙思想背景，而顾炎武则基于中国传统经学的现实关切和理论品格。
——引自王进《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本义考论》
（1）概括材料一的观点，并结合孔子所设定的高要求教育目标加以简要阐述。
（2）依据材料二，以宋代理学家朱熹的“精神追求”为例，扼要说明“士大夫为国家效力的自觉性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也空前强烈”的表现。
（3）众所周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梁启超从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的论述中概括而来的，但其中的思想含义和思想背景都存在着差异。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请选择阐述：
①从“士大夫理论关切的具体内容和处世行为的政治社会意义”的角度，解析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的具体内涵，并用一句话指出顾炎武的政治意图。
②从思想的角度，分析19世纪晚期梁启超“将国家振兴之希望，寄托于士大夫之自我社会意识”觉醒的社会背景。
材料一 理学的发生过程代表着一种能重新全面地指导人们社会生活的时代思潮的兴起。在这种时代氛围下，宋代士大夫的人生价值取向在整体上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即由盛唐时代对功名的孜孜追求转向道德精神的弘扬。主体伦理自觉意识的培育是宋代士大夫最为关心的事情。在这种精神追求的激励之下，宋代士林中为国家效力的自觉性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也空前强烈。
——范立舟《南宋全史》
材料二 ……20世纪30年代，伴随日本逐步加紧侵略中国，中国军民抗战情绪日益高昂，长城的形象已基本完全转向正面。钱穆《国史大纲》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毁内地长城，筑北边长城，皆为完成大一统的新局面所应有之努力，于中国大一统之形成，良有大功也，秦政不失为顺着时代的要求与趋势而为一种进步的政治。”《义勇军进行曲》“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也广泛流行。
——摘编自赵现海《二十世纪前期长城研究范式变迁与时代思潮》
材料三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上（即中国奴隶社会何时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历史分期问题），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有不同的意见和热烈的争论。时任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说要百家争鸣。……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说到：“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选自《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
（1）根据材料一，结合朱熹的修养论和实践活动，阐释宋代士大夫精神领域的新气象。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从安全的角度，指出古代长城的历史作用。概括近代长城特有的文化内涵，并举两例加以明。
（3）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请选择回答：①概括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观点，并以毛泽东在国民革命时期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来说明他对农民问题的高度重视。一句话概括毛泽东开创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历史价值。②概述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的背景，并指出“双百”方针的内容与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