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是指一个主权国家和民族在世界舞台上所展示的形状相貌及国际环境中的舆论反映，具有多元性、历史性特点。某同学研究并梳理出德国的几种历史形象，请完成以下问题。

16世纪，西欧宗教改革最先爆发于德国，①是宗教改革的先驱。

17—18世纪，启蒙思想在德国传播，代表人物是莱布尼茨和康德。

19世纪中期，②共同起草了③并在伦敦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

材料一 星队（坠）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闇（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

——荀子《天论》

材料二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三 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乱有乱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违生之理，浅者以病，深者以死。人不自知而自取之，而自昧之……夫国家之治乱存亡，亦如此而己矣。

——王夫之《读通鉴论》

材料一 《汉书·武帝纪》记载：“今诏书昭先帝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汉武帝又大力提倡儒学，把五经教育官方化，在中央设五经博士，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地方上，各郡国都设立学官，教授儒学，宣扬忠孝之道。

——摘编自陈辉《秦汉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转变及其借鉴意义》

材料二   在西方学者看来，文艺复兴时存在着这样的价值取向：“富裕的商人和银行家从中世纪时代对灵魂全神贯注的得救，转向渴望用他们获取的金钱去谋取城市积极的生活和享受现世的快乐……因为在他们看来，接受生活的挑战比天国的许诺更激动人心。”阿尔伯蒂、马基雅维里等人文主义者，都相继从不同角度论证和阐述财富不仅仅能给人以生活的幸福，更重要的是确立社会的尊严地位。同时，人文主义者强调：人生的目的是现世的享受而不是死后的永生。

——摘编自梁民愫、吴佳娜等《近代西欧转型时期的人文主义价值观》

材料三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以后，面临着迫在眉睫的民族危亡，价值观念的变革呈现出一个高峰。知识精英看待“天人之辩”时，不再把“天”（自然）理解成超人的主宰（上帝、神），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幅机械论的宇宙图式……梁启超说道：“若何而自勉为优者适者，以求免予劣败淘汰之数，此则纯在力之范围，于命丝毫无与者也。……故明夫天演之公理者，必不肯弃自力不用而惟命是从也。”

——摘编自高瑞泉《近代价值观变革与晚清知识分子》

材料一   文艺复兴运动的含义为“再生”和“新生”，新生的号召意味着文化的近代转向，成为呼唤新时代到来的旗帜。这场运动的的真正性质，在“知识就是力量”一词中得到充分显示，这句口号显示出人们要用文化扫徐迷信、悲观、愚昧和无知的决心。在新文化的培育下，欧洲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创新成分。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德意志的人文主义者大多出身于市民家庭，人文主义也更多地被看作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教育运动，因为它开始于大学中开设的人文学科的课程。他们批评宗教戒律的束缚，批评教士的贪婪和淫荡，指责繁琐的宗教仪式，提出限制教会的世俗权力，强调个人的内心虔诚信仰。这些都集中地反映了这个时期德意志政治和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即以教会法为主体的封建法权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羁绊和制约。

——摘编自王亚平《培育宗教改革运动的人文主义》

材料一   由于苏格拉底之攻击，哲学史家颇轻忽辩者(智者)的地位。但事实上，辩者对希腊人文主义发展甚具功绩。普罗塔戈拉以人为万物之权衡，近人论西方人文主义者犹多奉之为不祧之祖，而普氏即是一辩者。大体言之，辩者思想乃是对于前此重自然之哲学的一种反动。     辩者不仅不注重对自然世界的分析，同时对超自然的世界亦表示深切的怀疑……所以辩者的认知对象遂严格地限于人事界……“人为万物之权衡”一语虽提高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但也有其流弊。因为此所谓“人”乃指个别的人而言。个人与个人既不能尽同，而宇宙之本物又万殊，这样一来就非演成“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局面不可。

——摘编自余英时《西方古典时代之人文思想》

材料二   人类理性经过这样极端的分化发展, 如今终于有人开始意识到要辩证地来使用人的理性的自由性与规范性, 因此有人提出了“回到康德去”的口号。康德的理性哲学旨在消除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峙, 主张一种融理性精神、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于一体的理性观, 他的理性把逻辑理性(理论理性)和价值理性(实践理性)包含在内,这应该成为人类重建理性精神家园的一个很好的理论源流。

——摘自刘英《自由的理性——论康德的理性主义》

材料一 亚里上多德说:“人的最高的善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它揭示了人的地位、业及其历史作用。智者学派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首先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命题,确立了人以及人的意识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和价值。

一一摘编自邓阿宁《中西人文精神传统之比较》

材料二 这一时期重视科学实验,反对先验论:要求运用人的理智,反对育从;强调发展个性,反对禁人性;道德观念上提倡放纵,反对自我克制:要求“公民道德”,认为事业成功及发家致富就是道德行为,提倡乐观主义的人生态度。

——摘编自杨寿堪《人文主义:传统与现代》

材料三 人文主义者普高认为是上帝置人于世界的中心,予人以自由意志,而启蒙学者则从自然规律和人的本性来论证人的解放的合理性,在他们看来,人生来就是平等、自由的,这是天赋予人的权利,谁都无权剥夺。

在文艺复兴时期,对于资产阶级而言,“平等”的要求只是局限于“市民”范围之内,但与之不同,启蒙学者中较先进的人物则主张把平等扩大到一切人,要求从政治平等上升到财产平等,主张政治自由和共和国。尽管对自由、平等、共和国的具体理解在两个时代不尽相同,但其在反对专制、要求民主方面是一致的

——摘编自陈娜《西方人文精神的历史流变及其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启示》

材料一   《海国图志》中的许多论述已经超出一般的海防范畴，而把眼光放到了整个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魏源在《海国图志》卷首开宗明义说明，此书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魏源提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他指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魏源通过对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指出:“外夷惟利是图，惟威是畏，必使有可畏怀，而后俯首从命。”国家之间的较量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军事实力的对抗。他说:“使人不暇顾廉耻，则国必衰，使人不敢顾家业，则国必亡。”因此，更确切地说，该书反映了魏源的国家安全观。

——摘编自亦真《<海国图志>与魏源的国家安全观》

材料二   美国安全思想和理论的主要阐述人是保罗·尼采和迪安·艾奇逊等人。1947年7月“国家安全法”通过后，“国家安全”的地位迅速攀升，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审议过程中位居“绝对压倒一切”的高度。1950年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一68号文件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大宪章”，“战略思维”成了政府一级官员们讲话的时髦方式。此时，“国家安全”正式成为日益重要的美国安全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因素联系非常紧密，以致于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安全问题与外交问题实为一回事。在70年代初之前，美国的国内安全受外部因素影响较大，其国家安全多表现在对外政策上，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浓厚。此后，特别是1971年美元贬值后，对美国统治者来说，传统的敌友观已不再是国家安全中首要的内容，经济等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逐渐占据国家安全的核心地位。

——摘编自孟庆龙《美国国家安全思想和战略的演变》

材料一   中世纪的英国，教育机构几乎全部掌控在基督教会的手中，教会将教育看成是其传播宗教思想和培养信使的重要手段。15世纪起。英国出现延续半个世纪的办学热，主教、显贵、乡绅、城镇商人甚至国王等都通过私人慈善捐赠建立学校。这些学校除了培养神职人员、高官等社会精英外，还增加了培养自由职业者、工匠等大众教育。1546年，亨利八世在剑桥设立了五个钦定教授席位，除神学以外，都是直接与社会事务相关的科目，如医学、民法等。1575年到l663年间，英国大学中新增的教授席位绝大部分集中在自然科学方面。18世纪初，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和其他专门科学中逐渐设立新的教授职称。

——摘编自F.H.欣斯利《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材料二   1977年以恢复高考制度为标志，掀开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篇章。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要集中中央和地方等各方面的力量，分期分批地重点建设100所左右重点大学。同时“逐步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到2000年基本形成了两级（部委、省级）管理、以省为主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2008年，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达到2021万人，是1998年的4.5倍，是1949年的172倍多。高等教育规模居世界首位。

——摘编自韩梦洁、宋伟《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区域结构的制度安排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