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共和政体确立后，法国总统麦克马洪虽按规定委派共和派西蒙为内阁总理，但又要求他对总统负责而不对众议院负责。结果众议院与总统发生冲突。1877年麦克马洪强迫西蒙辞职，令保皇派博富公爵组阁。众议院起而反对新内阁，却被麦克马洪解散。

——摘编自李洪钧等主编《民主自由人权的历史与现实》

材料二   雨果在这部作品中探讨了造成剥削与压迫的根源，寻找消除贫困与不公的方法，大力宣扬博爱、仁慈与宽恕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冉·阿让本身是那个制度下被损害与被侮辱的对象，但是他在主教大人的感化下，洗心革面，以最大的利他主义精神，去做一个全新的人。

——潘文年、郭剑敏等《百部经典名著导读博雅高等学校通识教育丛书》

材料三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1772-1837年）认为，人类社会约存在8万年，分为4个阶级，32个时期。不过，他只对32个时期中前8个时期做了说明，他的说明如下：

——摘编自林雅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材料一   由于苏格拉底之攻击，哲学史家颇轻忽辩者(智者)的地位。但事实上，辩者对希腊人文主义发展甚具功绩。普罗塔戈拉以人为万物之权衡，近人论西方人文主义者犹多奉之为不祧之祖，而普氏即是一辩者。大体言之，辩者思想乃是对于前此重自然之哲学的一种反动。     辩者不仅不注重对自然世界的分析，同时对超自然的世界亦表示深切的怀疑……所以辩者的认知对象遂严格地限于人事界……“人为万物之权衡”一语虽提高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但也有其流弊。因为此所谓“人”乃指个别的人而言。个人与个人既不能尽同，而宇宙之本物又万殊，这样一来就非演成“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局面不可。

——摘编自余英时《西方古典时代之人文思想》

材料二   人类理性经过这样极端的分化发展, 如今终于有人开始意识到要辩证地来使用人的理性的自由性与规范性, 因此有人提出了“回到康德去”的口号。康德的理性哲学旨在消除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峙, 主张一种融理性精神、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于一体的理性观, 他的理性把逻辑理性(理论理性)和价值理性(实践理性)包含在内,这应该成为人类重建理性精神家园的一个很好的理论源流。

——摘自刘英《自由的理性——论康德的理性主义》

材料一 亚里上多德说:“人的最高的善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它揭示了人的地位、业及其历史作用。智者学派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首先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命题,确立了人以及人的意识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和价值。

一一摘编自邓阿宁《中西人文精神传统之比较》

材料二 这一时期重视科学实验,反对先验论:要求运用人的理智,反对育从;强调发展个性,反对禁人性;道德观念上提倡放纵,反对自我克制:要求“公民道德”,认为事业成功及发家致富就是道德行为,提倡乐观主义的人生态度。

——摘编自杨寿堪《人文主义:传统与现代》

材料三 人文主义者普高认为是上帝置人于世界的中心,予人以自由意志,而启蒙学者则从自然规律和人的本性来论证人的解放的合理性,在他们看来,人生来就是平等、自由的,这是天赋予人的权利,谁都无权剥夺。

在文艺复兴时期,对于资产阶级而言,“平等”的要求只是局限于“市民”范围之内,但与之不同,启蒙学者中较先进的人物则主张把平等扩大到一切人,要求从政治平等上升到财产平等,主张政治自由和共和国。尽管对自由、平等、共和国的具体理解在两个时代不尽相同,但其在反对专制、要求民主方面是一致的

——摘编自陈娜《西方人文精神的历史流变及其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启示》

材料一   《海国图志》中的许多论述已经超出一般的海防范畴，而把眼光放到了整个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魏源在《海国图志》卷首开宗明义说明，此书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魏源提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他指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魏源通过对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指出:“外夷惟利是图，惟威是畏，必使有可畏怀，而后俯首从命。”国家之间的较量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军事实力的对抗。他说:“使人不暇顾廉耻，则国必衰，使人不敢顾家业，则国必亡。”因此，更确切地说，该书反映了魏源的国家安全观。

——摘编自亦真《<海国图志>与魏源的国家安全观》

材料二   美国安全思想和理论的主要阐述人是保罗·尼采和迪安·艾奇逊等人。1947年7月“国家安全法”通过后，“国家安全”的地位迅速攀升，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审议过程中位居“绝对压倒一切”的高度。1950年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一68号文件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大宪章”，“战略思维”成了政府一级官员们讲话的时髦方式。此时，“国家安全”正式成为日益重要的美国安全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因素联系非常紧密，以致于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安全问题与外交问题实为一回事。在70年代初之前，美国的国内安全受外部因素影响较大，其国家安全多表现在对外政策上，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浓厚。此后，特别是1971年美元贬值后，对美国统治者来说，传统的敌友观已不再是国家安全中首要的内容，经济等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逐渐占据国家安全的核心地位。

——摘编自孟庆龙《美国国家安全思想和战略的演变》

材料一 星队（坠）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闇（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

——荀子《天论》

材料二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三 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乱有乱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违生之理，浅者以病，深者以死。人不自知而自取之，而自昧之……夫国家之治乱存亡，亦如此而己矣。

——王夫之《读通鉴论》

材料一   中世纪的英国，教育机构几乎全部掌控在基督教会的手中，教会将教育看成是其传播宗教思想和培养信使的重要手段。15世纪起。英国出现延续半个世纪的办学热，主教、显贵、乡绅、城镇商人甚至国王等都通过私人慈善捐赠建立学校。这些学校除了培养神职人员、高官等社会精英外，还增加了培养自由职业者、工匠等大众教育。1546年，亨利八世在剑桥设立了五个钦定教授席位，除神学以外，都是直接与社会事务相关的科目，如医学、民法等。1575年到l663年间，英国大学中新增的教授席位绝大部分集中在自然科学方面。18世纪初，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和其他专门科学中逐渐设立新的教授职称。

——摘编自F.H.欣斯利《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材料二   1977年以恢复高考制度为标志，掀开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篇章。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要集中中央和地方等各方面的力量，分期分批地重点建设100所左右重点大学。同时“逐步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到2000年基本形成了两级（部委、省级）管理、以省为主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2008年，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达到2021万人，是1998年的4.5倍，是1949年的172倍多。高等教育规模居世界首位。

——摘编自韩梦洁、宋伟《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区域结构的制度安排与反思》

材料一 《汉书·武帝纪》记载：“今诏书昭先帝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汉武帝又大力提倡儒学，把五经教育官方化，在中央设五经博士，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地方上，各郡国都设立学官，教授儒学，宣扬忠孝之道。

——摘编自陈辉《秦汉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转变及其借鉴意义》

材料二   在西方学者看来，文艺复兴时存在着这样的价值取向：“富裕的商人和银行家从中世纪时代对灵魂全神贯注的得救，转向渴望用他们获取的金钱去谋取城市积极的生活和享受现世的快乐……因为在他们看来，接受生活的挑战比天国的许诺更激动人心。”阿尔伯蒂、马基雅维里等人文主义者，都相继从不同角度论证和阐述财富不仅仅能给人以生活的幸福，更重要的是确立社会的尊严地位。同时，人文主义者强调：人生的目的是现世的享受而不是死后的永生。

——摘编自梁民愫、吴佳娜等《近代西欧转型时期的人文主义价值观》

材料三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以后，面临着迫在眉睫的民族危亡，价值观念的变革呈现出一个高峰。知识精英看待“天人之辩”时，不再把“天”（自然）理解成超人的主宰（上帝、神），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幅机械论的宇宙图式……梁启超说道：“若何而自勉为优者适者，以求免予劣败淘汰之数，此则纯在力之范围，于命丝毫无与者也。……故明夫天演之公理者，必不肯弃自力不用而惟命是从也。”

——摘编自高瑞泉《近代价值观变革与晚清知识分子》

西周社会是由贵族、平民和奴隶三大阶级构成的。各阶级内部有较细的等级划分。《左传·昭公七年》记载：“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役使）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台。”其中王、公、大夫为贵族，士为最低等级的贵族。士以下为奴隶，奴隶又分为皂、舆、隶、僚、仆、台六个等级。平民又分为国人与野人。

古罗马城邦社会总体而言应是等级制社会，通常存在着公民、自由民和奴隶三大等级。公民为本邦人，身份自由并拥有公民权和相应的份地。自由民是指身份自由而不拥有公民权的人。奴隶则在法律身份上是完全不自由的。这三大等级在当时来看主要是法律身份的不同，而并不是社会生产关系中所处地位的划分。

1523年至1525年宗教改革期间，马丁·路德提出了“三种秩序”的理论。路德认为：“在人间有三种基本秩序是不可侵犯的，分别是政府、教会和家庭。政府必须掌握在诸侯和贵族手里。家庭必须对政府服从。教会又分为“不可见的教会”和“可见的教会”。前者存在于天国之中或信仰者的心灵之中，是绝对精神性的、不可见的。后者存在于人间，但只是一种世俗的组织，如同政府和家庭一样，是信仰者学习《圣经》的地方，归世俗的政府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