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材料   王艮开创的泰州学派，是明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派，也是明末具有强烈“异端”色彩的思想派别……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从思想渊源和理论形式看，虽然与古代儒家的传豌思想和王守仁的“良知”说有关，但是在实际内容上却有着重大的区别……王艮认为，“日用”就是“本体”。他所说的“百姓”，不仅是指受压迫的下层群众，而且包括广大士、农、工、商；“道”，亦非传统儒家所提倡的“君子之道”，而是指百姓日用常行之道，即人的自然本能和生命价值，人们的吃饭、穿衣等日常物质生活需要。“圣人之道”，就是“百姓日用”。如果不能保障百娃的物质生活需要，使他们丧失生存权利，挨饥受冻，那就不是“圣人之学”了。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   由于相对论的观点与人们的日常经验不太一致，甚至有着尖锐的冲突，从一开始就受到包括一些科学家在内很多人的反对。保守势力始终坚持以怀疑的态度对待相对论。温和的，视之为“尚未经证实”的理论。从1910年到1922年诺奖委员会5个成员中有3个是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实验家，他们认为精密测量才是物理学的最高目标，所以对理论家十分警惕。同时哈珀、勒纳德、斯塔克等纳粹科学家们也极力排挤，他们给爱因斯坦的理论物理起了个名：“犹太人的物理”。

——据刘继军《爱因斯坦：想象颠覆世界》

3 . 材料   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解放和理论探索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发生和演变的。甲午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社会道遭到“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仁人志士从救亡图存、民族独立、民族复兴的目的出发，在制度与文化、革命和建设的道略上开辟了向国外学习的现代化之路。这就决定了启蒙与救亡互为表里，仿效与探索相辅相成。正如陈旭麓先生所言，它既不是一江长流，也不止一个洪峰，而是以一个接一个思潮的涨落相继出现的，近代的中国在帝国的黄昏中醒来，在思想的汇合中扬弃，逐渐踏上了蜕变与新生的历程。在中国近现代思想、理论的演变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历史逻辑，即不同的历史时代面对的主题和任务不同，也就有了不同的思想与理论成果。

——摘编自杨全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演进的逻辑与特点》

材料一   古希腊人把农耕看作对自然法则的臣服，认为人通过劳动可与自然及神的力量接触而不朽。随着劳动分工和商业的发展以及奴隶的普遍化，贬低劳动的观念产生，对手工业和商业的贬斥尤为明显。进入中世纪，劳动被视为上帝对人的惩罚，神学家们视劳动为人类抵御欲望诱惑、实现自我拯救的途径之一。至近代，思想家们开始深入思考劳动之于人的积极意义。如狄德罗指出劳动是人生快乐的源泉，卢梭认为在对小孩子的教育中增加一门手工艺课十分必要等。亚当·斯密从社会经济领域的视角系统地阐释了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类存在的唯一方式，人类只有在劳动中才能发现自身的本质。——摘编自付长珍王成峰《从生产自身到发展自身

——西方劳动观念的变迁及其启示》

材料二   受儒家思想影响，古代中国社会轻视劳动，劳动者地位低下，但同时又重民本，倡勤劳。新文化运动中“劳工神圣”思潮促进了人们对劳动者的重视，唯物史观及劳动价值论的传播进一步推动了劳动者地位的提高。新中国成立后，通过集体主义教育和阶级划分，劳动光荣观念深入人心。改革开放初期，平均主的分配方式被破除，“勤劳致富”成为主流劳动价值观。

——摘编自田守雷《中国主流劳动价值观变迁研究》

材料一1923年2月4日，英国生物学家霍尔丹在剑桥大学发袁了演讲，畅想科学应用的未来，提出科学将对传统道德提出挑战并造福人类。随后，哲学家罗素予以批评性回应，警告人类对科学的滥用将导致毁灭性的灾难，指出“科学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更多的自我控制，更多的爱心，或在决定行动之前克制自己激情的更大力量”，“科学可能导致我们文明毁灭”。罗素表现出来的对科学的质疑，不仅呼应了20世纪初科学发生的质的飞跃，也可以说是20世纪初滥觞于西方知识分子中间的一种流行思潮，它与不久前发生的那场人类浩劫有关，也是对启蒙时代以来有关“科学导致进步”这一观念的深刻反思。

——摘编自刘钝《“两种文化”视野下的霍尔丹与罗素之争》

材料二1923年2月14日，北大教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演讲，强调宗教、道德、文化艺术等精神文化在人类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价值，呼吁人们应该恢复孔孟儒学和宋明理学，以此批判因科学进步带来的西方工业文明所导致的殖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后果。玄学派对唯科学主义的批判引起了科学派的强烈不满。4月23日，地质学家丁文江针锋相对，指出科学处于主导地位，甚至可以支配人主观。以怎样解决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关系的“科玄论战”由此开启。后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参与进来。瞿秋白指出，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是受因果律支配的。人的意志受社会发展规律支配，经海规律决定人生观的形成与变化。这场论战实质上是中国思想界对于“西学东渐”的再思考，也是对五四时期传播的科学文化精神的进一步发展。

——摘编自张谨《从“科玄论战”看“两种文化”分裂的根源源及其融合路径》

材料一   西方最早的国家形式是古希腊各城邦，国家观念也随之出现。随着基督教的出现，神学国家观逐渐形成，教会提出国家存在是因为人有原罪，国家是减轻原罪所必须的安排，国家是上帝的产物。启蒙运动时期的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都用社会契约论来阐释自己的国家观念。霍布斯认为人生是自私自利且充满恶意的，理性为人们提出一些简单可行的和平契约，每个人都同意把权力和力量转让给主权者，从而形成国家。洛克强调人的自然权利不可让渡、不可剥夺，否则人民将有权革命，强调政府必须实行法治和分权。

——摘编自《西方文明史》等

材料二   中国传统的君主统治形式实质是“家天下”，它将家和国联结成一个“共同体”，“家长”是独一无二的权威主体。维新时期，梁启超批判旧的国家观念，介绍西方新观念。他认为当务之急是速养成自己的国家观念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强调只有兴民权才能强国家，人人有自由之权，国事决于公论。他更明确了君、臣、民三者的关系，君和臣都是为民办事者。

——摘编自《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等

材料一   中国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治理”理念。《尚书》即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儒法道各家提出不同的治国理念，以“王道”、“霸道”、“帝道”构建理想的治理模式。汉武帝虽将儒学作为治国核心思想，但也借鉴了法家许多主张。在此之后，历代统治者对儒、法普遍采取了兼容并收的态度。……中国人重血缘和亲情，中国基层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中国历代统治者深知将皇权伸入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既不现实也没必要，在广大乡村更多地利用乡绅进行管理，官、吏、绅三者的有效配合，实现了基层的长治久安。自古以来，中国在国家治理方面就有着深入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其间虽也面临内部和外部挑战，但中国作为“大一统”的整体都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自我修复能力，没有像欧洲大陆一样很早便裂变为许多个国家。

——摘编自陈忠海《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等

材料二   启蒙主义是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治理最核心的理论渊源、思想根基和价值取向。它认为：科学理性能有效解释自然现象，将其推广至政治生活领域必将有助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有序运行；封建专政纵权、贪腐、压迫民众，原因在于权力不受限制；国民或公民应该在国家的物质生活、法律制定、权力运行、文化创造、社会管理等方面发挥从未有过的作用；主张每一位公民均可以“无差别地”参与到国家运行与对国家的治理、监督中，国家有责任保护公民个人参政的基本权利；政府应主导实施国民教育，培养具有“自由”、“平等”、“博爱”精神以及热爱民族国家、民主政治的合格公民。……这些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建立和治理，而且也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

——摘编自季卫兵《西方启蒙主义的国家治理取向及其影响》

9 . 材料 汉代教育领域的改革

——摘编自傅乐成《中国通史》

材料1872年夏，第一批官费留美幼童30名学生启程，拉开了中国近代官费留学教育的序幕。从1872年至1875年共计派遣了四届120名幼童赴美学习，这是晩清最早的官派留学生。1898年光绪皇帝发布谕旨：“现今讲求新学，风气大开，惟百闻不如一见，自以派人出洋游学为要。”至此，派人出洋留学就成为清政府的一项政策。清政府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最早是在1896年。自从清政府提倡去日本留学的政策出台后，又制定了一系列奖励办法督促国人东渡，留日学生人数在数年间成倍增长，从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留日热潮。季羡林先生曾经指出：“对中国的近代化来说，留学生可以比作报春鸟，比作普罗米修斯，他们的功绩是永存的。”

——摘编自靳春泓《晩清留学制度演变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