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这卷书中，我经常流露出我所考察的事物对我思想的影响··..··每个读者也都可以从本书得出自己的判断，并匡正我的判断；用心思考的人，总是会启发别人思考的。”这是伏尔泰（1694-1778）在《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中文译为《风俗论》）开端所阐述的观点。这部从古代世界延伸到伏尔泰时代的世界史著作，突破了基督教的世界史体系和政治史传统，独具创见，受到学术界的普遍欢迎，仅在1756-1768年这短短的十多年中就再版过16次。此外，他的《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以军政大事为纲，不仅写了法皇路易十四的雄才大略、显赫武功和卓越政绩，而且还包括该时代内政、司法、商业、治安、科学、习俗等各方面的情况，同时，他在该书中指出，史学家的任务应是致力于叙述值得注意的各个时代······这些均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摘编自张广智《西方史学史》
材料二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地学家顾炎武（1613-1682）的代表作，其记载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三十余卷中大多内容衔接紧密，主题明确，可以独立分为一类。而这一体例既充分利用了札记的灵活多变，又体现了典制体史书的专门严谨。对于此书编纂的宗旨，顾炎武多次自言著述“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在治史方法上，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末清初思想家认为史家的任务就是要“述往事，勖来者”“述往事以为来者师”，史学要“引古筹今”“鉴往训今”，史家要博古通今，成“一家之言”。
——摘编自庞卓恒等《史学概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伏尔泰和顾炎武作为史学家的共同之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伏尔泰和顾炎武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史学研究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
材料 宋代医者多治儒学，即便不属儒家，亦受儒学影响，《宋会要辑稿·崇儒》中即有儒医的记载。
钱乙（约1032~1113），山东郓城人，北宋儒医的杰出代表。他三岁丧母，因父亲常年在外行医，寄居于姑母家，跟随姑父吕氏习医。他赡养父亲和姑父，直至终老，并以孝子礼安葬吕氏。他早年在民间行医，以擅长儿科闻名；后出仕朝廷，官至太医丞。古代的小儿科历来被称为“哑科”，最为难治。他在数十年的行医实践中，积累经验，精心总结小儿病诊治的规律，撰写了儿科专著《小儿药证直诀》。该书作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系统的儿科专著，较为全面地概括了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创立了我国最早的儿科病历，记载了小儿常见疾病诊治方法及120多首方剂。因贡献卓著，他被誉为“幼科鼻祖”。
——据《宋史·钱乙传》等
(1)根据材料，概括钱乙的医学成就。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儒家思想对钱乙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治理”理念。《尚书》即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儒法道各家提出不同的治国理念，以“王道”、“霸道”、“帝道”构建理想的治理模式。汉武帝虽将儒学作为治国核心思想，但也借鉴了法家许多主张。在此之后，历代统治者对儒、法普遍采取了兼容并收的态度。……中国人重血缘和亲情，中国基层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中国历代统治者深知将皇权伸入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既不现实也没必要，在广大乡村更多地利用乡绅进行管理，官、吏、绅三者的有效配合，实现了基层的长治久安。自古以来，中国在国家治理方面就有着深入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其间虽也面临内部和外部挑战，但中国作为“大一统”的整体都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自我修复能力，没有像欧洲大陆一样很早便裂变为许多个国家。
——摘编自陈忠海《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等
材料二 启蒙主义是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治理最核心的理论渊源、思想根基和价值取向。它认为：科学理性能有效解释自然现象，将其推广至政治生活领域必将有助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有序运行；封建专政纵权、贪腐、压迫民众，原因在于权力不受限制；国民或公民应该在国家的物质生活、法律制定、权力运行、文化创造、社会管理等方面发挥从未有过的作用；主张每一位公民均可以“无差别地”参与到国家运行与对国家的治理、监督中，国家有责任保护公民个人参政的基本权利；政府应主导实施国民教育，培养具有“自由”、“平等”、“博爱”精神以及热爱民族国家、民主政治的合格公民。……这些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建立和治理，而且也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
——摘编自季卫兵《西方启蒙主义的国家治理取向及其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治国理念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启蒙主义主张的治国理念并分析其成因。
材料一 《史记·魏其武安列传》记载：“建元元年，丞相卫绾病免……于是乃以魏其侯（窦婴，窦太后侄）为相、武安侯（田蚡，景帝王皇后同母弟）为太尉……太后（文帝皇后、景帝之母窦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御史大夫）王臧（郎中令）等，而免丞相、太尉……建元六年，窦太后崩……武安侯蚡为丞相……天下士郡诸侯益附武安。”
《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儒林传》均载：“（建元六年）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
材料二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余人。广州人董仲舒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后世学者考证董仲舒任江都相应在元光元年）。”
——《资治通鉴汉纪九》（其中“董仲舒对曰”引自《汉书·董仲舒传》）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上，史籍记载存在哪些主要分歧？
材料三 事实上，汉武帝从未采纳过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更未真的有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际行动……董仲舒在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是在武帝七年（元光元年）……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不新鲜，不过是步田蚡后尘，鹦鹉学舌，沽名钓誉而已。
——孙景坛《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
材料四 《汉书·董仲舒传》中的这段文字：“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前二位的主要功绩在“隆儒”，这可以理解为重视儒学，重用儒生。但纵观他们全部所为，重视儒学层次太低，只是“俱好儒术”而已……而董仲舒则不然，他一开始就从思想和政治战略的高度，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立点之高，无与伦比。
——管怀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与孙景坛同志商榷》
（2）根据材料三、四，概括两位学者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上的不同观点。
材料五 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向有所误解。误解之一是，以为这一国策是董仲舒一人促成的；误解之二是，既然是“罢黜百家”，就以为从此禁绝了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其实不然。近年来中外学者对此作了澄清，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非仅仅采用董仲舒一个人的建议；汉武帝也没有禁绝儒家以外的各家学说，其本意是确立儒家在官学中的“独尊”地位，不许其他学派分沾。这些学派依然可以在民间自由流传，并没有禁绝。
——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3）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汉武帝采取哪些措施确立儒家在官学中的“独尊”地位？材料五对材料三、四有何价值？
（4）综上，你认为影响历史认识的因素有哪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