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到了十九世纪，与我抗衡的是几个以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立国的强国。我们在道光年间虽受了重大打击，我们仍旧不觉悟，不承认国家和民族的危险，因此不图改革，枉费了二十年的光阴。直到受了英法联军和太平天国的痛苦，然后才有同治初年由奕䜣、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领导的自强运动。
——张荫麟《中国史纲》
材料二 晚清时期的中国所匮乏的是现代的民族国家意识和政治形式，因此梁启超所致力建构的是一种以国民共同体为核心的民族主义。因为国民的独立自由是国家独立自由的前提，所以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既是肯定人的基本权利，也是强调国民拥有参与政治的权利。
——摘编自许纪霖《家国天下》
材料三 不言而喻，1919年的伟大思想浪潮是由许多因素共同造成的。北京大学已成为现代化的高等学府，蔡元培在北大任职时，欢迎来自全世界的各种思想，这种进步风气很快推动了语言改革运动。与此同时，由于日本的侵略，爱国民众日益关心国家的命运。军阀们为了私利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1919年山东问题的纠纷，使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达到新高峰。
——摘编自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
完成下列要求：
（1）根据材料一，“重大打击”及“自强运动”历史事件分别指什么？作者认为中国遭受重大打击的原因是什么？
（2）材料二中梁启超的思想有什么进步之处？这种进步因哪一战争的失败而引发？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梁启超实现国民拥有政治权利的途径。
（3）材料三中“伟大思想浪潮”指的是哪一历史事件？依据材料归纳其成因。综合上述材料，概括指出民族意识在近代中国的作用。
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形成了长达一千多年辉煌的译经事业，这一时期，翻译理论主要显现在佛经翻译方面。晚明时期，宦官专权，政治腐败，科学技术和学术思想趋于衰微，出现了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渴求。中国士大夫们面对外患内乱的国势，期望通过会通中西哲学、宗教、科学，以期达到富国强兵。
——摘编自何晶、申连云《明末清初翻译高潮成因分析》等
材料二 正是靠着一批留学生、一批精通外文又心甘情愿献身革命的知识分子翻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以及共产国际的指导性文献，十月革命的经验才被传入并融化进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大众的思想觉悟和政治意识才得以迅速提高。大量马克思主义译著的出现和有关苏俄问题的译介，尤其是早期共产党人的翻译和传播活动，给中国人带来了新思想的火种，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成长提供了理论上和人才上的准备。
——摘编自王英鹏在《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翻译功能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明翻译内容的变化及其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这一时期翻译马克思经典著作的意义。
材料一 20世纪初，列强在蒙古、西藏、新疆地区策划分裂活动，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观念开始出现。中华民国成立后，“五族共和”成为传诵一时的口号。1924年，孙中山在演讲中第一次使用了“民族复兴”一词，并批评列强“不准弱小民族复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复兴”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1935年国民政府设立民族扫墓节，1937年国共合祭黄帝陵。
——摘编自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材料二 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侵略，三元里人民自发组织奋起抗英；中法战争中，冯子材以七十高龄和法军拼杀；甲午战争时，邓世昌血染黄海。为改变中国现状，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把轮船、火车、手表、望远镜等西洋技术看成“正正堂堂之技”。郑观应主张“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康有为发表的《物质救国论》，界定了“物质学”即科学的概念。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陈独秀、李大钊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开展一系列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以救治国人心理上、思想上的疾病……
——摘编自缪克成主编《民族精神》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近代中华民族观念变迁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近代民族精神的作用。
材料一早在14、15世纪，资本主义已经出现在意大利沿海城市，这个时期产生的文学、艺术作品都鲜明地表现出新的时代精神。如文艺复兴初期“三杰”之一的彼特拉克就在作品中写道：“你就应该是你自己的主宰”“我只是凡人，我只希望得到人世间的幸福”。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初，文艺复兴开始在西班牙和英国等国盛行，特别是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达到它的顶峰。人的伟大和卓越在莎士比亚的笔下得到最崇高的颂扬：“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在理性上多么高贵！在才能上多么无限！多么文雅的举动！……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摘编自徐新《西方文化史》等
材料二 从15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起，欧洲人开始拓展他们已知世界的前沿。向外拓展的理由是复杂的：寻找新的商业航线以及对冒险的追求……也是知性文化（它使文艺复兴显得非同寻常）变化的产物。阅读希腊文和学习古代科学及数学课本能力的恢复，激发了人们对宇宙和地球问题的新的大讨论。这些讨论使人意识到；不仅东方－中国、日本和盛产香料的岛国的财富可以通过西向航行而得到，而且其间的距离也可以被测算出来。最终，他们在大洋的另一边找到了无以计数的财富。
－摘编自［美］玛格丽特·I.金《欧洲文艺复兴》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写出文艺复兴的先驱，比较初期“三杰”与莎士比亚歌颂人性的不同表现形式。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指出15世纪欧洲最早“拓展他们已知世界”前沿的两个国家。人文主义的核心内容是“人”的价值观，请分析新“商业航线”的开辟对文艺复兴时期“人”的价值观的积极影响。
材料
| 作品 | 简介 |
顾恺之(348~409年)的《女史箴图》(局部) | 建昭元年(公元前38年)，汉元常在虎圈观兽搏斗，妃嫔都在座奉陪。一只熊突然跑出了虎圈，冯媛挡熊救驾，汉元常感激惊叹，对冯媛倍加敬重。 |
张萱于713~741年任宫廷画职，绘制《虢国夫人游春图》(局部) | 唐天宝年间，玄宗的宠妃杨玉环的姐姐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及其侍从出游踏春。 |
根据材料，提出一个论题，并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表述清晰。）
材料一 这几次上书的内容，就是他提出变法的总纲领。“富国”的具体主张，就是取消各省原有禁令，允许人民办工厂、制机器、发展铁路、轮船事业。这些事业都要“纵民为之， 由官保护” 。“养民”的重点在于发展工农商业，诸如利用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提高农业生产，讲究制造技术上的发明，给予专利，甚至允许民间制造枪炮，此外还鼓励商会和大公司的组织，并由国家协助……为了推行这个纲领，他在“求人才”的名义下，提出一种代议制度，即由每十万户推出一个 “议郎”，也就是绅商推选的新式议员。
——摘编自翡伯赞《中国史纲要》
材料二 “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这段话出自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代表了维新派的共识。最后两句，批评了惨淡经营30年的洋务运动；同时，又说明了近代社会演变过程中的质、量、度。洋务运动带来的小变并不是坏东西，但那不过是一种量变……与这种“小变”不同的，是全变。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概括康有为主张的核心内容，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产生的时代背景。
（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论证“全变”与“小变”的关系。
材料一 孔子极力倡导仁人君子之道。从理想人格的意义讲，孔子所谓的仁人君子不仅应关切个人自我道德品格修养，具备忠信、孝悌、克己、礼让、好学、知勇、仁恕等诸美德，而且更应怀抱经世济民的情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林存光《孔子新论》
材料二 汉武帝时期，儒学确立了独尊地位，呈现繁盛之势。魏晋南北朝时，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民间广为传播，外来宗教佛教在中国盛行，儒学自身也开始吸收佛教和道教的精神，有了新的发展。隋唐时期，儒学家提出儒、佛、道“三教合归儒”，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唐朝统治者整体而言，奉行三教并行政策，奉老子为祖先，道教最受尊崇。面对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儒学的正统地位也受到挑战，唐中期的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用儒学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教的观点，巩固儒学主流思想的统治地位。
材料三 唐代实行三教并行政策。统治者从政治需要出发，利用儒家君臣父子之义来巩固统治，也用佛道来安定社会，缓和矛盾……到了宋代，理学兴起，儒家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佛道的影响也随之减弱。理学家提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理学以儒家的礼法、伦理思想为核心，吸收佛道思想中的精粹，形成了析理精微、论证明确的哲学体系。理学家以儒家“圣人”为最高境界，充分肯定人的现实生活、道德精神的意义；他们摒弃佛道所宣扬的彼岸世界，不相信灵魂不灭、轮回转世之说，而力求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崇高的理想。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1）材料一中，孔子心目中的“仁人君子”应具备怎样的品德？并结合所学指出孔子提出这一主张的实质。
（2）依据材料二简要概括从汉至唐推动儒学地位变化的原因。
（3）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到了宋代，理学兴起，儒家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材料一 董仲舒从天出发来论仁，认为天是万物的本源，天生人并养育人，而上天要治理宇宙万物，就不能靠刑罚，而是主要靠仁德，因此宇宙万物才如此有秩序，所以天是具有仁义精神的。他在强调“仁者爱人”的基础上，提出仁爱的对象不能是“我”、自己，而必须是他人，并由此推衍出“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
——摘编自孟维《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仁”的继承与发展》
材料二 作为影响最大的理学家，朱熹建构了以理为本原的理学体系。仁在朱熹理学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为天理的代名词。通过对仁的诠释，朱熹建构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仁是天理，彰显了仁之本原地位；仁是“百善之首”，突出了仁在五常乃至全部道德条目中的统领作用；不仅理清了仁之内涵，而且为“仁臻于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奠定了前提；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是对先秦儒家通过道德践履与天人合一的继承中，提出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新境界。
——摘编自魏义霞《朱熹对仁的诠释》
材料三 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固未尝有是非耳。
——李贽《藏书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仁”的发展表现及其目的。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比较董仲舒、朱熹思想的异同，并谈谈从中得到的认识。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末清初李贽等思想家对儒学的态度并简要说明，分析比较其与近代维新派思想的关系。
材料一 宋仁宗庆历年间，议弛茶盐之禁及减商税。范仲淹以为不可，他认为：“茶盐商税之入，但分减商贾之利耳，行于商贾未甚有害也。今国用未减，岁入不可阙，既不取之于山泽及商贾，须取之于农。与其害农，孰若取之于商贾？今为计莫若先省国用。国用有余，当先宽赋役。然后及商贾。弛禁非所当先也。”其议遂寝。
——摘自沈括《梦溪笔谈》
材料二 严复认为中国古代将农业称为本业，工商业称为末业是正确的。但是，这属于先后次序之分，并非轻重、主次之分，尤其不能重此抑彼。严复认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必须以商品流通和交通的发展为重要前提。如果交通不便，商品流通不畅，农产品没有销路，农业也不可能发展起来。如果“僻处陋荒，去都会市场远，而道涂险，不便转输，虽有膏腴，亦将久弃”，因此要发展农业生产，“必待水陆路涂既辟”，“以推广交通为不二之要图”。
——摘编自陈勇勤《中国经济思想史》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范仲淹的主张，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和所学知识，指出严复和范仲淹对待商业的不同态度，并分别说明两种思想主张的目的。
材料一 文艺复兴关心的是今世而不是来世；它关注的是非宗教的古典文化而不是基督教神学。大多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文学关注的中心都是人文艺复兴时期的新人，他或她是自身命运的塑造者，而不是超自然力量的玩物。人们不需要专心于超自然的力量，相反，生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自身所固有的潜能。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中国的人文主义，意思是中庸之道，也可称作“庸见的崇拜”。中国的人文主义者认为自己找到了人生的真谛，即享受淳朴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的欢乐和社会诸关系的和睦。中国与欧洲的不同，似乎在于西方人有更大的能力去获取和创造，享受事物的能力则较小，而中国人享受仅有一点东西的决心和能力都比较大。刻画中国人的性格不能不提及保守性，否则就不完整了。
——摘编自林语堂《吾国吾民》
材料三 西方从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是教会神学，只要人的思想世俗化了，理性觉醒了，那么神学的东西不管多么貌似强大，都是不堪一击的非常脆弱的。在中世纪的西方封建国家中，与君权平列的有教权，君权管辖世俗界，教权管辖精神界。儒家的圣贤主张经世致用，相信可以把现实世界治理成为一一个具有良好秩序的、合理的世界，正因这样，儒家经学对我们社会的影响之深是罕见的。封建时代中国的皇帝，既是君，又是神，君神合一，一切权力都掌握在手里。中国启蒙运动遇到的困难要比西方启蒙运动遇到的困难大得多。
——摘编自吴于廑《中西启蒙运动的比较》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新人”在文学领域的代表作品。
（2）据材料一、二，概括中西方人文主义的相同主张。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西方人文主义对各自近代社会转型产生的影响。
（3）据材料三，简要解释“中国启蒙运动遇到的困难要比西方启蒙运动遇到的困难大得多”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