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路德指出，学校的学科设置要与儿童未来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不仅要进行书写、阅读、唱歌等活动，还要授以职业或家政的实习教导。为此，他呼吁各邦诸侯及市政管理者大力兴办学校，承担教育组织者的职责。学校要关注职业教育，培养“长于治国的男子和善于理财的女子”。只有这样，统治当局才能获得数量充足、素质过硬的臣民，以确保整个国家机器的顺利运转。英国哲学家培根也坚信新发明将会改变整个人类生活，要求改进职业教育方法，以追求学问领域的扩大。宗教改革时期的职业教育思想具有明显的科学取向，适应了社会需求。

——摘编自贺国庆、马立武《欧洲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的职业教育思想》

材料二   从16世纪中叶以来，英国职业教育开始得到有序发展。1567年，英国制定《工匠徒弟法》，对学徒年限、学徒数量以及师傅资格等作了统一规定，落实了国家有效监督学徒制度。据统计，工业革命期间的不少发明家和企业家，都接受过学徒制职业教育的培养。1601年，伊丽莎白女王颁布《济贫法》，明确规定贫困儿童必须做学徒，并强调教区负责人和保护人有义务负责监督该法令的执行。这促进了带有济贫性质的职业教育机构的诞生，如慈善学校、劳作学校和产业学校等。这些机构开设的课程如基本读写、家庭服务及工业操作等，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为其后继教育与发展打下基础。总之，工业革命前的职业教育为英国培养了几代技术精湛的工人。

——摘编自谢勇旗《工业革命前后英国职业教育的发展》

材料   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年——1784年），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和作家。平民出身的他先后在朗格勒和巴黎的耶稣会学校读书。他从小接受基督教教育，但没有接受舅父的神甫职务。1746年出版的《哲学思想录》被法院查禁，后来又因反对宗教的言论被投入监狱。出狱后，他决心通过对《百科全书》的编纂出版，来改变人们的思想方法，掀起一场人类精神上的革命。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员极为广泛，其中有文学家、医师、工程师、旅行家、航海家和军事家等，几乎包括各个知识领域具有先进思想的一切杰出的代表人物。

《百科全书》的编纂、出版工作，从1751年开始，至1772年完成，历时二十年。期间曾两度遭到当局勒令中辍，有的人被关进监狱，有的被迫流亡国外，狄德罗坚持工作，直到该书完成。

——摘编自菲利普·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

材料一殷朝素以天命自居，但最终被周所代，究其原因，在于“德”之有无。西周政权把天与德、德与刑紧密联系在一起，以“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思想为指导，形成了“明德慎罚”、“刑兹无赦"以及“刑法世轻世重”的法律思想。周公认为，“慎罚”作为“德”的前提内容，执政者实施刑罚手段统治国家必须相当慎重，即“慎罚”，这样，西周创造了“以德配天”的家国伦理思想，并把“德"这一抽象的伦理道德范畴引入礼乐教化中，在周人看来，要想“享天之命”，不被“天命”鄙弃，必须以德治民，慎用刑罚，以民意关怀为旨归。

——摘编自赵索依《论西周明德慎行的提出对中国后世治国思想的影响》

材料二西汉建国初期，经济萧条，国库空虚，这种局面迫使汉初统治者阶级深刻反思，他们检讨了法家“专任刑罚”、“重刑轻罪”主张的弊病，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汉武帝时期，为了适应汉武帝的政治需要，董仲舒对儒学思想加以改造，提出“罢黜百家，独荨儒术”的主张。他后来放弃战国以来所奉行的严刑峻法策略，改为“礼法并用”，以“德治”为主要手段，在借鉴西周德刑结合经验的基础上，董仲舒以阴阳五行理论和天人感应学说为指导，确立了“德主刑辅”的立法指导思想，这种思想主张得到了汉武帝的肯定，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

——摘编自马作武《中国法律思想史纲》

材料一   19世纪4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些介绍西方世界和西方文化的著作，1844年，魏源编成《海国图志》，1845年姚莹写成《康輶纪行》，1848年徐继畲编成《瀛寰志略》，何秋涛著成《朔方备乘》，梁廷枏写成《海国四说》。这些著作，有些是关于世界地理历史的，有的是关于中外关系的。这一时期中国人所看到的还仅是西方的物质文明，并且主要是坚船利地，因此最初表现出来的学习西方的意向也主要是仿造船炮。

——据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等整理

材料二   19世纪末，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之中，而资产阶级的成长及其知识分子代表意识形态的转换，促使维新派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围绕制度层面的文化更新，提出了一系列主张：痛陈制度变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求对制度层面进行全面革新，使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诸领域。

——摘编自房列曙、木华主编《中国文化史纲》